貧有百樣，困有千種。人這個系統最為復雜，但又有規律可循。越到攻堅拔寨的緊要階段，越要摒棄急躁情緒、厭戰心理和速效思想，越要下足繡花功夫把工作做實做細。只有及時捕捉并解決苗頭性問題，才能夠跨過脫貧攻堅路上一個個難過的坎、難爬的坡，最終奪取全面勝利。

　　近期，矛頭直指貧困戶“等靠要”、缺乏感恩意識的新聞接連引發關注。先是云南一扶貧女干部“狠懟”貧困戶，后是云南鎮雄縣一村委會通報批評貧困戶“‘等靠要’思想嚴重，沒有自強、誠信、感恩意識”。在長期扶貧開發實踐中，這種批評并不鮮聞。但近幾年來，尤其是隨著2020年全面脫貧任務逼近，仿佛有愈加凸顯之勢。

　　由此凸顯出的還有，扶貧干部、基層干部與貧困戶之間某種程度上的錯位狀態。一邊是扶貧干部拋家棄子、全年無休開展幫扶，一邊卻是貧困戶脫貧主動性不強、甚至拿脫貧當要挾的極端案例；一邊是地方干部想摘掉“貧困帽”，一邊卻是個別“懶漢”把扶貧當福利、極力守住貧困戶身份……“思想貧困”“精神貧困”似乎已成為脫貧路上的頭號“絆腳石”“攔路虎”，與之相伴生的是扶貧中“聯結最多”的群體間不時碰撞出的略帶“火藥味”的氣息。筆者以為，必須對此予以重視、深入剖析、找出破解之道，方能更有效推動扶貧工作，最終打贏攻堅戰。

　　應該說，“等靠要”現象愈發頻繁被披露，符合發展規律。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在全國上下及廣大扶貧干部的努力下，大部分貧困戶內生動力被激發出來，多數貧困群眾通過產業扶貧、項目帶動等途徑，能發展的都發展了，能脫貧的都脫貧了，而剩下的貧中之貧、困中之困、堅中之堅恰是最需要扶志、扶知、扶智的一批人。水落而后石出，類似現象便浮出水面，更為集中地暴露出來。

　　值得關注的是，針對貧困戶“等靠要”現象，始終有兩種聲音交織出現。一種觀點更關注個體能動性，認為“扶不起的阿斗到處都有”，對此深惡痛絕，并有諸多漫畫式刻畫，如“坐在門口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我是窮人我怕誰”“等錢等物，躺倒不干”等。提到貧困戶的“惡劣行為”，許多媒體推文后能看到無數的跟帖吐槽，如“親歷扶貧工作，敲開家門，火爐邊都是喝酒的，整個屯的人基本都是醉的”等。另一種觀點則更關注系統性因素的影響作用，認為幾乎沒有人一開始就會選擇淪落，長期淪落會讓人逐漸形成與之相應的生活方式，甚至是自我毀滅性行為；貧困有時像是一個強有力的磁場或黑洞，會深刻影響人的心智模式和情感體驗，造成心理焦慮和資源管理的“失能”等。

　　筆者注意到，持批評態度的，多生活在這種現象周圍；而從事研究的專家學者則秉持更為超然的態度，更多從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維度進行剖析，認為應該把“等靠要”問題，放置于歷史、環境等多重因素下考量。到底是貧困戶身邊的人更有發言權，還是專家的研究更接近真相？貧困戶“等靠要”思想究竟是個人特質造成，還是環境或結構使然？可能永遠都不會有標準答案。但梳理這些觀點，能為人們提供更全面多元的認知維度、觀察視角和解決思路，從而在剖析和破解難題時不至于走向極端、過于偏頗。

　　面對問題和矛盾，簡單指責不僅無益于工作推進，反而有可能強化認知、感情、情緒上的對立和沖突。在當前脫貧攻堅倒計時的沖刺階段，筆者以為，要重點從三個方面著手解決這一組矛盾。首先，對于扶貧干部和基層干部，要更加關心關愛。這個奮戰在脫貧攻堅前沿一線的龐大群體，付出很多、犧牲很大，長期處在目標責任制、績效考核、層層評估檢查等壓力之下，精神緊繃、身心俱累，遇到貧困戶不領情、不理解，加之脫貧時間表的臨近，難免容易情緒爆發。發飆怒懟正是其內心焦慮的折射和反映。因此，要格外重視這個群體的身心健康，想辦法給他們加油鼓勁。

　　其次，對于貧困戶，既要躬下身子真關心、真用情、真理解，又不能一味遷就，要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避免落入路徑依賴和福利陷阱；既要精準對接貧困戶的精神和物質需求，又要一視同仁對待貧困戶、邊緣戶及其他村民，避免引發村民間的不平衡心態；對貧困戶可適當引入競爭性機制，調動他們的脫貧主動性，對非貧困戶也要讓其切實感受到扶貧工作的好處，共享扶貧紅利。

　　此外，對于扶貧工作，既要注重具體幫扶任務的如期完成，又要注重與下一階段的有機銜接，重視培養村民自主管理能力、探索可持續發展機制。否則，扶貧干部離開之日，也許就是村民返貧之時。

　　貧有百樣，困有千種。人這個系統最為復雜，但又有規律可循。越到攻堅拔寨的緊要階段，越要摒棄急躁情緒、厭戰心理和速效思想，越要下足繡花功夫把工作做實做細。只有及時捕捉并解決苗頭性問題，才能夠跨過脫貧攻堅路上一個個難過的坎、難爬的坡，最終奪取全面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