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的柏楊林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是貴州單體安置規模最大的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從山村搬進城區，如何能安心扎根？生活習慣各不相同，鄰里間怎樣相處？從農民到“新市民”，這種轉變又該如何完成？柏楊林安置點不斷探索社會綜合治理，做好有效銜接，努力實現搬遷群眾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　　——編者

　　“社區很大，剛搬來時總迷路，讓人頭疼。馬桶不會用，燃氣點不著，垃圾隨地扔，也是常有的事。”位于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的柏楊林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建成使用后，單光勇便來到這里，如今擔任柏楊林街道辦副主任。

　　柏楊林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共有安置房148棟，安置人口29001人。人員眾多，群眾生活環境變化大，管理有較大難度。如何實現有效治理？安置點從基層黨建入手，完善組織建設，社會綜合治理取得良好效果。

　　加強組織建設

　　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

　　自2018年6月起，搬遷群眾陸續入住。為加強管理和服務，2019年4月，柏楊林街道辦事處正式成立，在選優配齊11名黨政班子干部的同時，從全區選派67名干部到安置點開展后續服務。安置點被分成3個社區，各自成立黨支部。同時實行網格化管理，每個網格設有黨小組，每棟樓配有樓棟管理干部，打通社區治理“最后一公里”，提高管理效能。

　　作為一名樓棟管理干部，宣傳政策、化解矛盾、收集民意等，均是何蕾的日常工作。

　　“搬遷后，政府要一次性發放1500元生活補助，是按人發還是按戶發？許多群眾不清楚。”入戶講解后，何蕾又在樓下小廣場開會，“一條條地給大伙兒解釋，還有疑問的，再拿文件給他們看，實在解決不了的問題，及時向組織反映。”

　　為更好地服務群眾，街道黨工委牽頭在安置點建立健全群團組織，通過志愿服務，幫助搬遷群眾解決難題。

　　因為家中變故，搬遷戶周巧要獨自撫養孩子。她進過工地，賣過小吃，無論做啥，孩子總要帶在身邊，不然沒人照顧。幾個月下來，實在無法堅持，她便向安置點的群團組織求助。經過推薦，周巧最終成為一名文化志愿者，組織開展社區文藝活動，“每個月有2200元的工資，上班時把孩子送到希望小課堂，有志愿者輔導，日子輕松多了。”

　　“通過整合資源，完善組織建設，實現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讓搬遷群眾安心生活。”單光勇說。

　　完善規章制度

　　轉變思想觀念，加速共同融入

　　“垃圾咋還扔到地上？住上新房，得勤收拾。”剛搬遷那會兒，單光勇經常跟同事一起入戶走訪，發現不少樓里公共區域亂糟糟的，只好幫著打掃。可等到第二天再去，又是老樣子。

　　幾次下來，大家發現，群眾的生活方式不易轉變，規則意識相對缺乏，這給社區治理帶來了一定阻力。轉變思想觀念迫在眉睫。

　　2019年底，3個社區陸續制定居民公約，圍繞社會治安、環境衛生、民風民俗、鄰里關系等進行規范。單光勇介紹，制定居民公約只是第一步，街道辦還進行“奮進之星”評比活動，包括文明家庭之星、志愿奉獻之星等七大類，通過樹立榜樣，引導搬遷群眾轉變觀念，加速融入新生活。

　　去年5月，首屆“奮進之星”評比中，53歲的李永芝當選志愿奉獻之星。為啥能獲獎？因為熱心公共事務：孩子打架會去勸，住戶擾民會去找，看到垃圾隨手撿……

　　起初曾有不少鄰居表示不解：管那么多閑事費力不討好，再說，能管得過來嗎？李永芝不以為然：“大家生活在一起，如果都是事不關己的態度，社區得成什么樣？”在榜樣評比影響下，鄰居們逐漸改變看法，也跟著主動參與到社區管理中，社區環境和風氣不斷改善。

　　“社區是個大家庭，和諧幸福靠眾人。居民公約定規矩，群眾自治社區興。”單光勇表示，通過立規矩、講激勵，搬遷群眾的思想觀念明顯轉變，能主動為社區和諧穩定出一份力。

　　建立服務隊伍

　　壯大社區力量，激發內生動力

　　老黨員劉加喜已經68歲，搬遷前在老家當了40年的村干部，原本計劃搬進城里安心過退休生活，“不料搬來沒幾天，社區干部就找上門，問我愿不愿意當樓棟長。”劉加喜說，雖然擔心自己做不好服務，但轉念一想，自己不能推脫，“我是黨員，得沖在前頭，做好榜樣！”

　　安置點共有181名黨員，其中無職黨員136名。安置點通過開展黨員掛牌等活動，激勵無職黨員主動參與社區治理。單光勇介紹，為更好地進行社區治理，在網格化管理基礎上，每棟樓還設有樓棟長，積極吸納黨員和群眾力量。以劉加喜為例，搬來后，他經常幫助鄰居解決困難，發揮余熱，群眾很信服。

　　“我負責48戶，有空就拿上本子串門，遇到矛盾糾紛也得及時調解。”自打成為樓棟長，劉加喜過得特別充實，“本子用了好幾個，只要不是常年外出的住戶，大家的情況我都熟。”

　　除了樓棟長，社區還動員黨員、干部、物業以及志愿者等，組建180余人的服務隊伍，其中的巡邏隊負責在整個安置點內巡邏，結合智慧門禁，保障社區安全。

　　單光勇表示，自從有了服務隊伍，像矛盾調解、法律援助、政策宣傳等事項，逐漸實現了有效覆蓋，“我們依托組織架構和制度建設，激發內生動力，逐步深化法治、德治、自治有效結合，幫助搬遷群眾完成從農民向‘新市民’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