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長期以來，在農村地區由建房引起的鄰里糾紛和關系沖突的故事時常上演。矛盾過去就存在，今時今日更加突出、更受關注。此類現象，揭示了農村建房與宅基地矛盾的困境，這種困境具有一定普遍性。將宅基地權屬問題的復雜現實簡單化歸因、情緒化理解無益于問題的解決，農村宅基地確權的推進、農村建房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

　　近期，根據筆者調研發現，一些地方頻現農村建房糾紛，已成為不少地區治理的難題。村民內部土地糾紛，在農村由來已久。一是筑墻建屋容易與鄰里產生矛盾，這在老屋翻建時尤其容易發生；二是用于耕種的地邊地頭的紛爭，也并不鮮見。這些糾紛看起來雞毛蒜皮又曲折復雜，與歷史演變、民間習俗大有關系。不少糾紛的出現，是由于村民私下訂立契約，比如寫張字條，找幾個見證人，即視同將宅基地使用權及地上房屋轉移給另外一方，其他相關利益方甚至并不知情抑或并不同意，這就為日后矛盾滋生埋下了隱患。

　　而近年宅基地矛盾凸顯，跟鄉村現代產權意識覺醒有關。尤其是隨著宅基地財富預期增加，人們對于附著其上的產權意識逐步增強，更加希望將爭議宅基地產權劃分清楚。加之如今的鄉村人員外流，村莊分化，利益多元，一旦遇有老屋翻建或宅基地確權，一些權屬不清的老問題便被翻了出來。倘若處理不當，便會致使矛盾升級。

　　仔細梳理近年來宅基地糾紛，至少三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產權是否明晰。爭論雙方往往不能拿出權威的憑證主張自我權利，依靠的多是村民之間的口頭述說。這種情況下，各說各話的情況在所難免。二是依法維權不足。為了化解矛盾，鄉村各層面調節力量多次介入，相關當事人甚至通過聯系媒體等多種渠道解決問題，唯獨少見訴諸法律。三是鄉村建房管理。如建房過程中涉及的“四鄰同意”，原本是一些地方出于相鄰權的考慮，為防止在采光、通風、排水方面對鄰居有影響所做的設定，在產權不明的情境下反而成了矛盾引爆點。

　　概括而言，傳統鄉村調節機制面臨困難，持續多年的矛盾如若找不到合適的解決路徑，就容易發生打人傷人等極端事件。其中的盲點，同時也是化解的藥方，都在鄉村治理現代化上。筆者認為，在農村宅基地糾紛處理上，應朝著以下方面多下功夫。

　　一是從根本上看，要明晰宅基地權屬。2015年以來，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持續推進。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但宅基地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農村宅基地涉及農民切身利益，歷史遺留問題多，情況復雜，必須保持足夠的歷史耐心，周密謀劃，穩慎推進。可考慮借鑒承包地確權登記積累的相關經驗，加強權屬調查、實地測繪，摸清“家底”，穩妥有序推進試點工作，為宅基地確權全面鋪開奠定基礎。

　　二是從長遠看，推動傳統治理與現代法治有效銜接。調研發現，一些農村建房糾紛，村、鎮各級干部曾多次參與調解，問題始終未能解決。說明這些問題不能僅靠自治來解求，需要訴諸其他有效途徑。近日，最高法印發關于加快推進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工作的指導意見，強調“在規定期限內未能達成調解協議或者當事人明確拒絕繼續化解、調解的，應當依法及時轉入立案程序。”也說明傳統治理與現代法治有效銜接的必要。

　　三是從當下看，完善農村建房管理程序。梳理鄉村建房矛盾點，完善農村建房管理程序及相關操作。如“四鄰同意”在某些地方操作過程中是否存在跑偏情況？建房審批文件中的四至標注是否明確？鄉村建房規劃能否更加細致，比如參考城市規劃中的采光權、容積率以及建筑高度等因素？糾紛存在的前提下，無房戶的居住權如何保障？以問題倒推的方式去思考，關注與居住權相關的民生問題，在減少農村建房矛盾發生的同時，也可以為宅基地制度改革營造相對寬松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