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疫情，浙江的防控措施一直廣為稱道。這場持久戰中，精密智控可謂“硬核武器”，小小一“碼”，背后盡為大數據。背后的背后，浙江還有支龐大的基層網格隊伍：8.5萬多個網格，細化成45萬個微網格，形成“村社-網格-微網格”三級治理架構，上聯中心，下插到戶，群眾有需求，網格有響應，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新華社記者 楊晨光 攝

　　而這只是浙江在鄉村治理中實行網格化治理的一個具體場景。網格作為一種組織形態，究其根本，核心之義在于深層次變革：近年來，面對新形勢和新變化，浙江通過黨建引領網格建設，大力推進組織重塑、功能重塑和機制重塑，通過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不斷夯實鄉村治理底座、提升鄉村治理能力，為新時代“楓橋經驗”注入了新內涵。

　　進入疫情防控新階段，通過網格包聯制度，浙江迅速建立萬支村社暖心配送服務小分隊，共聯系走訪群眾595萬人次，收集群眾困難訴求216.7萬個，為群眾送醫送藥159.6萬次、配餐送餐38.1萬次、代購代辦34.7萬次、關愛照顧67.5萬次。去年，全省網格上報各類事項超過1210.1萬起，辦結率達91.2%，群眾滿意度和獲得感顯著提升。

　　一網覆蓋，縱橫到底

　　走進紹興市柯橋區漓渚鎮九板橋村，未見村民，先聞花香。這里是遠近聞名的蘭花村，老百姓以花致富，很多人靠此蓋房買車，過上幸福生活。但最近三年，受疫情等因素影響，生意起起落落，有些農戶還一度陷入困境。

　　花農有困難，網格來幫忙。

　　魯耀芳是“千畝蘭苑”的網格長，近兩年上下統籌，向上對接資源，向下傳導信息，一手主動和省農科院等科研單位“聯姻”，落地蘭花產業科技成果轉化中心，另一手將好品種、好技術等加速推向花農，有啥推介會、展銷會，第一時間進行市場對接。去年，九板橋村蘭花銷售額逆勢增長15%。

　　在柯橋，共有1392個網格、7471個微網格，構建起上下貫通的組織體系。放眼全省，對于行政村，浙江以自然村、村民小組為單元劃分網格，城鄉社區則按小區為單元予以劃分，在3000戶以上且人戶分離占比高、治理難度大的融合型大社區大單元，按200至300戶標準劃細劃小網格。與此同時，傳統農業村，與土地已流轉、已社區化、人員相對集聚的村，在劃分網格時同樣有所區別。

　　“一網覆蓋”從統的層面看，調整優化后，形成黨建統領、平戰一體、集成協同，避免了過去多種網格并存、概念不一等情況，明確職能，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從分的層面講，網格建設與治理需求更契合，充分考量了管理寬度、復雜程度、社會形態等因素，細化治理顆粒度，并健全落實網格事項準入制度，明確了職責范圍之內的事項，避免了推諉扯皮等現象。

　　“多網合一”配套“一網統管”，為地方落實提供了科學遵循。攤開寧波市江北區的一張“特制地圖”，每個鄉鎮、每個村社，無論地形如何，均為一個小格子。據介紹，農村以村民小組為單元劃分網格，社區每300到500戶為一網格，每50到80戶為一微網格，商務樓宇、各類園區、商圈市場等則為專屬網格，網格劃精、網眼織密，所有網格全部組建黨組織，3300余名機關干部下派微網格擔任“網格指導員”。

　　一網聚合，配強力量

　　一些基層人員談到，過去網格劃得太大，導致精細化不足、服務跟不上，現在將黨的組織體系與網格化治理相匹配，一則可有效促使末端組織體系更完善、更暢通，再小的網格、再細的單元，都能找到責任主體，二來也讓人力、物力、財力等集聚下沉，確保有人辦事、有錢做事、有地方談事。

　　網格力量怎么抓實？浙江首先選好人：按照“1+3+N”模式予以配備，即1名網格長，由村社干部擔任，“3”由1名專職網格員、1名兼職網格員與1名由包聯干部擔任的網格指導員構成，“N”即網格內其他力量，一體抓好“專兼聯”治理團隊建設。整體網格力量，全省達到84.5萬人。

　　其次，賦好能。浙江將黨組織建在網格上，建立重點人員、重點場所、重點事項“三張清單”，包網入戶、包樓聯戶、包組到戶，并且建章立制明確源頭信息采集、矛盾前端化解、應急快響處置等職責，確保平時靠得住、戰時打得贏。如此制度設計，日常運行等自然有了保障。

　　專職更專，而另一支隊伍兼職網格員，也不再“游兵散將”，力量得到有效協同。光看其成員構成：要么是專業執法力量、“兩代表一委員”、退役軍人、返鄉大學生等，要么是群眾威望高、居住時間長、熟悉情況的黨員或村民骨干，盡為行業專才、致富能人、鄉賢村望，自是非同一般。他們的加盟，堪稱如虎添翼。

　　“楓橋經驗”是基層治理的一面旗幟。如今在發源地諸暨市楓橋鎮，老經驗歷久彌新：黨建引領網格治理下，當地形成了以鄉鎮黨委為核心、鄉鎮政府主導、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組織有序參與的“一核多元”鄉村治理新格局。這個“N”空間很大，藤蔓伸得越遠，力量越足，治理的底座自然越扎實。

　　最近，30名專家教授就被楓橋鎮聘為導師，將村社網格員、民警、人民調解員等培養成心理疾患摸排骨干，總共102人，心理志愿服務平臺由此應運而生。老百姓有需求，可隨時隨地獲取心理疏導服務，各種心理問題與隱患也能被更及時發現和干預，從而減少矛盾糾紛。

　　記者發現，像這樣的治理協奏曲在浙江已入佳境。桐鄉市引入社區、社會組織、社工、社區志愿者和社會慈善資源，形成“五社聯動”，實現了鎮級社會組織服務中心全覆蓋；三門縣推出了“三門灣公益谷”，孵化出12家公益性社會組織，參與群眾與受益群眾同步增長。

　　一網通達，網格智治

　　矛盾層出不窮，治理千頭萬緒，縱使有一個精細化的網絡體系，有一支來之能戰的隊伍，如何提升辦事效率和服務水平？浙江抓住數字化改革契機，加快推進數字化在網格的深度落地應用，通過治理網與數字網的耦合，賦予更強大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預警研判能力。

　　省級層面，浙江對各類落到網格的數字化應用加強整合，依托紅色根脈強基工程應用，打造黨建統領網格智治場景，開發建設組團包聯、戰時集結等功能，一鍵調度各方資源力量下沉網格開展治理服務。自上而下的路徑設計，避免各搞煙囪、重復建設，確保高效協同。

　　與此同時，浙江鼓勵基層創新，因地制宜、細化跑道。桐鄉就對數字化手段賦能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行了有益探索。據了解，該市一網集成涉農應用，將村社73個日常使用的信息化整合為一，再一鍵歸集各類涉村報表，將200多張報表實現“一表通”，并重塑了百姓議事、鄉賢參事、公約評事等線上議事協商流程。

　　以在線法律服務為例，桐鄉上線了478名法律工作者和法律顧問，一般糾紛調處從6小時縮短至最快半小時，已為7569名當事人協調處理2000余起矛盾糾紛，訴前化解率達83.3%。問題解決得快不快，好不好等，最終形成“四治積分指數”，作為村社享受政策、項目、資金等主要依據。

　　記者發現，像這樣的個性化實踐在浙江蔚然成風：寧波市江北區針對農村集體經濟推出“智管家”系統，資產有哪些，位置在哪里，經營怎么樣，掃取村口張貼欄里的“公開碼”便一覽無余；海寧市首創“遺產繼承一件事”數字化應用，減少群眾跑腿26萬余次；三門縣推廣“救助碼”，可主動發現甄別、分類推送幫扶、事中事后跟蹤反饋；嘉興市搭建“網格連心、組團服務”數字平臺，生成戶情檔案200多萬份，推動“房-戶-人”精準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