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濮陽市委組織部從今年5月開始對全市1865名大學生村官的438人在崗情況進行抽查,查出不堅持到村工作的24人。有被調查者表示,有人一邊當大學生村官,一邊到市里打工,拿兩份工資。(12月23日《中國青年報》)

　　從輿論導向來看,很多人樂于把大學生村官不接地氣歸咎于大學生責任意識匱乏、工作積極性不高。殊不知,大學生村官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的存在,必依附于客觀現實之中。因此,對其存在的問題也就不能單向度歸因。拋卻大學生自身原因不論,在我看來,大學生不愿到崗上班,還與以下諸多原因有關。

　　一是農村熟人社會的阻隔。鄉村社會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熟人社會,在親屬關系的影響下,每個鄉村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排外”現象。也正如采訪中的那位大學生村官所言:“我所在村的老百姓特別‘抱團’,我是外地人,冷不丁湊上去聊天,人家還以為我臭顯擺,神經有問題。”表面上看,這僅是一個交流上的障礙,但更深層次上,卻是熟人社會對陌生人的天然排斥。這種排斥既體現在對權力的天然認同上——習慣于“本村事務,外人勿擾”的傳統模式,又體現在村民對一個才畢業的學生的極端不信任上,憑什么把一個村的事務交給你?

　　在這樣的尷尬現實中,一些大學生村官便找不到融入農村圈子的路,失去了存在感的他們,有些選擇逃避,有些選擇“混日子”,如此現狀之下,再多的“大學生村官不上班”似乎也不足為奇。

　　二是大學生村官選拔的不接地氣。在現行的選拔機制下,許多考核完全脫離了農村具體實際。從表面上看,一紙試卷下的選拔,被選上的似乎個個優秀。然而,到了農村以后,有些村官居然鬧出“分不清青草和麥苗”的笑話,專業知識與所服務的農村不對口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這種脫離實際的選拔與任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打消了大學生服務基層的積極性,違背了我國制定大學生村官的初衷,使得一些大學生村官成了農村的擺設。

　　三是考核機制的不接地氣。很長時間以來,許多地區對大學生村官的考核都是采取單一的量化指標,大學生村官合格與否不是村民說了算,而是由主管大學生的鄉鎮逐級向上報送考核材料,這就造成了大學生村官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村民負責的畸形現象。考核機制的不完善,為大學生村官不上班提供了客觀條件,使得更多的大學生村官在職卻不在崗。

　　河南濮陽深入到農村對大學生村官進行考核無疑值得贊許。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更多的視角去反思大學生村官不上班的諸多現實原因。當下之急,乃是建立一個更健全的選拔機制、更完善的考核體系、更人性化的融入策略,而不是將棍子單向地打在大學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