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鳳起東路29號。夜已深，會議室卻依舊燈火通明，每個人都全神貫注、目不轉睛，盯著大屏幕上滾動的數字“駕駛艙”。主講者用激光筆對著思維導圖，專業術語連續不斷?；秀遍g，讓人懷疑，這究竟是機關大院，還是互聯網企業？

　　身處“互聯網之都”杭州，加班加點是常態。在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過去一年，圍繞數字化改革，“一把手”召集的會議就超過50場，其余大大小小討論、座談更是難以計數。8小時之外，大家所切磋的話題、案頭所研讀的專著、調研所涉及的主題，仍然聚焦數字化改革。

　　據統計，“浙江鄉村大腦”歸集數據超13億條，集成53個多跨場景應用，覆蓋1790多萬畝農業生產用地；“14＋2”個“浙農”系列場景應用，累計超1700萬次的賦碼用碼量，日均用碼量超10萬次……每條數據背后，都是海量的重構。

　　從霧里看花到洞若觀火，從手足無措到成竹在胸，從亦步亦趨到踏浪前行，面對這場數字化改革，盡管每個人的心路歷程各有不同，但都日益感覺到，意義之重大、任務之繁重、挑戰之艱巨。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全部暢想著、設計著、創構著、優化著自己的“數字版圖”。

　　作為時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數字化一度被視作城市化、工業化的“專利”。但一向以務實、創新著稱的浙江人，跳出三農抓三農，用數字化改革引領鄉村振興、共同富裕，以開弓沒有回頭箭的勇氣，不遺余力聚焦推動。

　　數字化與傳統種養業看似相隔甚遠，美麗鄉村的寧靜與數字化的快節奏，仿佛也不在同一頻道，浙江何以勇往直前？數字化改革到底給浙江三農帶來哪些改變？

　　迭代：從信息化到數字化

　　提到浙江農業，不可避免的標簽就是，人多地少、山多田少，資源小省。盡管經濟發達，盡管工業化、城市化高歌猛進，盡管農業占GDP比重不斷走低，但浙江反向思維，轉而更加重視農業，更加重視鄉村，希望全力以赴、另辟蹊徑，讓有限的土地產出更多的財富。

　　信息化就是重要選擇之一。早在1998年，浙江就建立了全省農業農村信息平臺——“農技110”，隨后幾年又啟動“農民信箱”工程。200多萬名用戶不僅可以收發郵件，還能網上銷售產品。

　　2003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提出“數字浙江”建設，并將其上升為“八八戰略”重要組成部分。由此，信息進村入戶作為“千萬工程”的重要內容得以迅速落地。到2020年底，浙江基本實現重點鄉鎮5G全覆蓋、農村100兆以上接入速率，兩萬余個益農信息社覆蓋全省所有行政村。

　　“數字化基建”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城鄉溝壑，“最多跑一次”改革則加速了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那幾年，通過服務型政府的打造，從省里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很多事項實現了最多跑一次，甚至網上辦、掌上辦，一次都不用跑。

　　數字化既展示著另一面浙江，也書寫著又一個浙江。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浙江，對數字化發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著力壯大新增長點、形成發展新動能，并囑托浙江“努力成為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

　　重要窗口，到底展示什么？2020年11月1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閉幕后不久，浙江省委全會就提出“數字化改革”，希望以此為總抓手，撬動各領域各方面改革。一時間，引發社會廣泛熱議。

　　如果說，此前浙江談數字化，更多停留在信息化與電子政務轉型。這一回，落腳點則在改革，層次更高、意義更深、范疇更廣：用數字化的技術、思維、認知，貫穿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各方面，對省域治理的體制機制、組織架構、方式流程、手段工具進行全方位、系統性重塑。

　　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認為，現代化光有理念還不行，還必須得有現代化的制度、機制、方法和手段，缺一不可。數字化不僅僅是工具層面的“器”，更是智慧層面的“道”；是理念、制度、底層邏輯的深層次改革，更是方法、手段的顛覆性創新與系統性重塑；是這個時代的內在要求和鮮明特征，更是新發展階段的必答題。

　　工學博士出身的袁家軍，曾任神舟飛船系統總指揮。也許在他看來，社會就如同一艘飛船，由數以萬計的零部件組成，必須用系統集成方法，形成完整閉環。尤其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更需要數字賦能推動政策集成化、精準化，探索構建數字化時代下的新規則、新政策和新機制。

　　2021年，春節假期后首個工作日，一場視頻連線省市縣三級的大會，正式打響了浙江數字化改革的發令槍。袁家軍的講話旁征博引，點燃了與會者內心的火焰。盡管很多人聽得似懂非懂、云里霧里，但大家愿意相信這就是未來，自己必須跟上這個時代的步伐。

　　從省府路回到鳳起東路，作為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廳長的王通林既倍感壓力，又興奮莫名：

　　與其他部門單純的行業管理職能大有不同，農業農村不僅條線多，而且涉及面廣，不光要強監管，還得優服務、促發展。這些年，鄉村網絡雖通了，可農業比較效益相對低下，農民文化教育相對欠缺，農村要素激活相對困難，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都給數字化改革帶來重重壓力。

　　但前景的確令人鼓舞。這場改革完全有可能形成新動能，讓浙江擺脫長期以來資源束縛所造成的桎梏。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法治建設……這些都可能因為數字化，帶來前所未有的變革。想到種種美好場景，所有疲憊和憂慮仿佛一掃而光。

　　王通林很快召開部署大會，成立領導小組，自己親任組長，每位副廳長各領任務，并組建數字三農改革專班，與各個業務處室、技術開發公司一道，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數字化改革。全省層面，每兩月召開一次例會。而在省廳，則是日碰頭、周例會、旬督查、月總結。每天惡補數字化專業知識，一聽到哪個兄弟廳局有經驗、哪個縣市有創新，王通林就帶隊親往調研學習。

　　這場全面升級后的改革，無疑堪稱前所未有、迄今最為復雜的系統工程，既是藍海，又是“無人區”。

　　重塑：應用場景是關鍵

　　圍繞數字化改革，浙江確立了“152”工作體系：“1”即1個一體化智能化公共數據平臺，“5”即黨政機關整體智治系統、數字政府系統、數字經濟系統、數字社會系統、數字法治系統5大綜合應用系統跑道，“2”則指的是理論和制度法規2大體系。

　　對標這一體系，浙江省農業農村廳確立了農業高質高效、農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3條跑道，重點打造“浙江鄉村大腦”，同樣用一串“11151”數字清晰勾勒整個系統構架。即：1個農業農村數據倉、1張鄉村重要資源天空地一體化全域地理信息圖、1個全省農業農村數字化工具箱以及對應5大領域的核心業務應用系統和1個浙農碼。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成員、數字三農改革專班組長陳良偉是省畜牧農機發展中心主任，他領受的任務是“浙江畜牧產業大腦”的開發，也叫“浙農牧”，最近，獲評全省數字化改革第二批最佳應用，它的誕生就濃縮著數字化改革的精髓。

　　相比種植業，浙江的畜牧業經過多年轉型升級后，規?；?、標準化有了大幅提升。主體對于利用數字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和精密智控，本身就有著強烈需求?？膳c豬場內的一眾物聯網設備不同，“浙農牧”意在基礎再造、鏈條重塑，顯然不在同一層級。

　　經歷無數次的討論與碰撞后，改革思路日漸清晰，歸結為一個詞，即“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務”。具體落腳在“六個全”，即業務全穿透、主體全上線、地圖全覆蓋、風險全管控、服務全集成、一碼全貫通。

　　方向既定，如何開發？浙江有“三部曲”之論：首先，從用戶的高頻與共性需求出發，建立需求清單；在此基礎上，再按照“大場景、小切口”理念，構建系統方案，謀劃多跨場景清單；最后，從法律法規突破、體制機制創新、業務流程重塑等角度，形成重大改革事項清單。此謂“三張清單”。

　　因此，切口很關鍵，不僅要小，更要直擊痛點。“浙農牧”就抓住了肉品上市前的動物檢疫合格證與肉品品質檢驗合格證。過去線下開證，既難管，效率又低。浙江獲批“雙證”無紙化改革試點，正好讓數字化有了用武之地，檢疫申報“零次跑”，與市場監管系統的“浙食鏈”打通后，屠宰準出與市場準入無縫對接。

　　一個支點，撬動一個系統。圍繞生豬產業鏈全環節，浙江梳理出22項需求，形成養殖、防疫、檢疫、調運、屠宰等8大應用場景，再細化為監測預警、疫苗管理、檢疫追溯等29項子場景。背后邏輯很繁雜，主體使用卻很簡單：一場一個“浙農碼”，紅黃綠三色，代表評估結果，就如同健康碼。

　　“整個‘浙農牧’中，像這樣的改革事項就有25項之多，每個環節背后都進行了流程重塑。比如：防疫環節，突出‘一支苗’全程管理，檢疫、流通環節突出‘一張證’全程追溯等等，及時發現風險，高效閉環處置。最終，一環套一環，形成閉環。”陳良偉說。

　　去年6月后，“浙農牧”的管理端和用戶端相繼上線。短短半年多，注冊用戶就超3.2萬戶，實現畜禽養殖、調運、屠宰、疫苗企業等12類主體全上線，在線開具動物檢疫證613萬單。

　　此外，浙江還制定了7項數字化相關制度，把畜牧業數字化改革的實踐固化為制度規范，推動“實踐-理論-實踐”的螺旋式上升。雖然過程很煎熬，幾度推倒重來，每個人都抓破腦袋，但學中干、干中學，大家對數字化改革的認知得到不斷升華。

　　作為漁業大省，浙江漁船數量多、作業區域廣、通航環境復雜，商漁船碰撞事故時有發生。如今，記者登錄“浙漁安”看到，通過自動監控系統，所有漁船身在何處一目了然，連駕駛艙內船員的行為都一覽無遺，可智能識別、報警提醒。此外，借鑒陸地交通規則，該應用還引入海上“斑馬線”概念，減少商漁船的碰撞事故。

　　最有價值的是，通過“救援在線”功能模塊，綜合利用參與搜救漁船的實時位置、落水人員的漂流路線、船舶的最大航速、現場實時風浪等數據，“浙漁安”可計算出不同船舶到達不同位置的最短時間。去年10月16日，“浙岱漁06609”事故就是靠此功能，在事發后15小時成功救起兩位漁民。

　　“浙漁安”背后即海洋漁業綜合管理試點改革，涉及26項改革，成為全國唯一的漁船漁港精密智控建設試點?？v觀每個應用，都與改革密不可分，浙江將應用場景開發與流程再造、制度變革、機制完善相協同，從而構建起與數字化時代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

　　集成：數據壁壘正在消弭

　　75歲的余灣發是衢州市衢江區蓮花鎮東湖畈村的村民，4年前患上尿毒癥。起初，血透次數沒那么多，日子總算景氣些，2020年，他順利“脫低”。不曾想，沒多久，他的病情加重，才幾個月，醫療自付支出就達2.7萬元。

　　才剛出院，鎮里的聯村干部余民峰就趕到家中。原來，就在前一天，余民峰手機收到預警提醒，余灣發有可能返貧，于是立即上門核實。數據是自動推送的，了解情況后，他馬上反饋給民政部門。很快，余灣發被重新納入低保保障，預警順利解除。

　　余民峰手機裝的叫“防貧監測預警系統”。衢江在冊的10120戶低收入農戶，以及已脫貧的2075戶農戶，都被納入重點監測范圍，一旦有返貧風險，馬上預警提示。自從推出該系統，去年全區總共預警121件，全部及時處置、限時辦結。

　　衢江的切口很小，就關注“防貧”二字，可里頭文章卻不小，貫穿著19個部門的58項涉貧補助到戶事項。但如果放大視角，聚焦省級層面的“浙農富?！睉?，衢江只是其中一個特色子場景，說它小其實也不為過。

　　據介紹，“浙農富裕”以強村富民為突破口，系統謀劃了產業、就業、活權、強村、賦能、幫扶6個促富“一件事”，像返貧動態監測這樣的機制創新有7項之多。目前，通過“幫扶促富一件事”，全省已實現低收入農戶幫扶對象全覆蓋、幫扶流程全鏈條、幫扶服務全方位、幫扶監測全閉環。

　　對于“大”與“小”的關系，浙江有著獨到拿捏，這也是系統觀念與系統方法的精妙所在：大，即打破條塊分割、條線孤立的碎片化模式，強調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小，即化大為小，將復雜的龐大系統，分解為若干簡單可執行的實施系統；最后，又化零為整，集成為一體化的綜合應用。

　　因此，盡管部門、地區之間有行政籬笆，數字化系統卻無“門戶之別”。只要涉及業務交叉，彼此留好接口，縱橫貫通就能形成全景畫像。比如，“浙農田”“浙農宅地”這兩個應用，背后是農業農村與自然資源兩個廳的高度協同；“浙農經管”里的農村“三資”管理數據，對接給省紀委后，便于開展小微權力監管；浙江省經濟與信息化廳所打造的“產業大腦”，也專門把農業板塊納入其中。

　　如何確?！按笈c小”的精準匹配？浙江同樣有道：一方面，自上而下，強調頂層設計，避免各搞煙囪、重復建設，確保高效協同；另一方面，自下而上，鼓勵基層探索，細化跑道，一地創新、全省共享。由于最終要綜合集成，源頭上得保證數據格式、語言體系等統一。

　　“浙農富?！本痛蛲?0多個省級部門的208項數據。在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黨組副書記、副廳長陳利江看來，這種統分結合的好處在于，通過頂層設計，可實現規劃、支撐、構架、標準、運維等統一，而分的價值在于，激發基層能動性，體現開放協同、共建共享。

　　短短時間，一大批特色場景應運而生。黃巖的“瓜農天下”就因為小切口解決大問題，得到副省長徐文光的熱情點贊。原來，當地農民追著太陽種西瓜，外出瓜農近4.3萬人，身影遍布全國各地，年產值達50億元。

　　如今，天南海北的瓜農可獲取智能選址、農資供應、銷售對接等一眾服務。尤其借助改革之手，竟實現了跨地區的政策性保險辦理。種植面積、農資采購、還款記錄等數據還成了授信依據，與金融機構打通后，讓瓜農可享受低息貸款，不少信用良好的還提高了授信額度。

　　還有象山縣的“閑置農房盤活”應用，巧妙之處在于用水用電數據分析，即可梳理出資源庫，與之配套的發布招商、審批服務、過程監管、辦證貸款等服務一應俱全。系統上線僅一個月，就完成46宗交易。目前，浙江已摸底出22.7萬宗閑置農房，潛在盤活收益預計超過200億元，將在象山試點基礎上加快推廣。

　　賦能：產銷鴻溝亟待打破

　　縱觀浙江數字化改革的“五條跑道”，其中4條更多體現在黨政決策的科學化、社會治理的精準化、公共服務的高效化，帶有濃厚的公益性。那么，除了為政府管理提供便利外，數字化改革能否為農村發展創造新動能？說一千道一萬，其成功與否，最終取決于“農民的腰包是否鼓起來”。

　　數字化盡管可以倒逼流程再造、制度重塑，但說到底仍是方法和手段，絕不可能成為目的。數字化改革的方向，更不是為了獲得海量數據，而一定是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幫助農民實現優質優價。這其中，品牌必定是不可或缺的抓手。因此，一眾應用場景中，“浙農優品”赫然在列。

　　問題是：這個應用場景究竟應該怎樣設計，除了農藥化肥的實名購買、定額施用以及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監管與追溯外，如何實現與消費者之間的鏈接？

　　長期以來，農業農村部門習慣的語言體系是“我有什么”，而非“你要什么”。因此，在消費升級的時代，如何與市場進行有效溝通，就成為難以逾越的鴻溝。

　　這天，鳳起東路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浙江大學城規院數字品牌研究所副所長朱振昱，另一位是浙江永續農業品牌研究院副院長楊巧佳。他們帶來的方案和構想正是：利用海量數據生成品牌綜合指數，猶如豆瓣評分和大眾點評，讓生產管理部門一眼就能明白短板所在，讓消費者一鍵就能選擇心儀品牌，最后實現對生產的倒逼。

　　數字化投入需要品牌溢價得以變現，而品牌要打響，同樣需要數字進行品質背書，兩者相輔相成，方能相得益彰。對于該觀點，大家趨于一致，因此幾乎每天，科教處、質監處和產業處等相關處室的人馬都會碰頭謀劃，如何通過“浙農優品”重塑產銷關系。

　　目前，品牌綜合指數的構架正逐漸清晰，包括了品質指數、管理指數、態度指數和行為指數，其核心就是真正打通生產管理與市場消費之間的鏈接。而這不僅是“浙農優品”的痛點所在，也是不少“一縣一品”產業發展遇到的最大阻梗。

　　近年來，浙江不少地方農業主導產業紛紛布局了大數據平臺。但稍加研究就能發現，這些平臺雖然沉淀了海量數據，卻都停留在生產管理環節。至于產品賣到哪里，誰在消費，是否適銷對路，消費評價如何，復購率又有多少，等等，都是“瞎子摸象”。

　　這些數據不可能掌握在行政部門手里，而全在阿里巴巴等終端銷售平臺上。因此接下來，在打破行政壁壘的同時，如何與市場化平臺實現數據共享，讓品牌綜合指數更具科學性和指導價值，成了關鍵所在。

　　不管如何，數字化與品牌化的螺旋互動，這一概念的提出，已讓數字化找到了下一步迭代升級的方向。對于農業產業集群，考慮到各個產業之間需求不同、切口不同，浙江省農業農村廳正積極探索“農業產業大腦＋未來農場”發展模式，啟動種植業、畜牧業、水產養殖業各100個數字農業工廠試點建設，尤其強化生產與消費的雙向打通，以數字化變革催生新動能。

　　王通林判斷，從數字農場、數字牧場、數字漁場，到加工、營銷、康養、文旅等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再到鄉村資源的全面盤活、青年鄉賢的下鄉創業，這些都有著無限的發展空間，通過數字化改革來重構新型生產關系，無疑將賦予浙江三農全新的意義與價值。

　　數字大潮，浩浩蕩蕩。盡管數字化改革大幕掀起才一年，盡管很多應用仍待升級優化，盡管老問題還未解決，新問題又隨之而來，但浙江的鄉村大地上，這股大潮已勢不可擋，到處迸發著新活力、新理念、新模式。每個人都在用數字將未來變為當下，讓鄉村更安全、更智能、更美好、更有活力，也用數字改變著治理結構。一幅共同富裕的“富春山居圖”正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