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鄉村,數字變革風正勁
    2022-02-22 11:04:00  來源:農民日報·中國農網  作者:蔣文龍 朱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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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杭州市鳳起東路29號。夜已深,會議室卻依舊燈火通明,每個人都全神貫注、目不轉睛,盯著大屏幕上滾動的數字“駕駛艙”。主講者用激光筆對著思維導圖,專業術語連續不斷?;秀遍g,讓人懷疑,這究竟是機關大院,還是互聯網企業?

      身處“互聯網之都”杭州,加班加點是常態。在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過去一年,圍繞數字化改革,“一把手”召集的會議就超過50場,其余大大小小討論、座談更是難以計數。8小時之外,大家所切磋的話題、案頭所研讀的專著、調研所涉及的主題,仍然聚焦數字化改革。

      據統計,“浙江鄉村大腦”歸集數據超13億條,集成53個多跨場景應用,覆蓋1790多萬畝農業生產用地;“14+2”個“浙農”系列場景應用,累計超1700萬次的賦碼用碼量,日均用碼量超10萬次……每條數據背后,都是海量的重構。

      從霧里看花到洞若觀火,從手足無措到成竹在胸,從亦步亦趨到踏浪前行,面對這場數字化改革,盡管每個人的心路歷程各有不同,但都日益感覺到,意義之重大、任務之繁重、挑戰之艱巨。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全部暢想著、設計著、創構著、優化著自己的“數字版圖”。

      作為時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數字化一度被視作城市化、工業化的“專利”。但一向以務實、創新著稱的浙江人,跳出三農抓三農,用數字化改革引領鄉村振興、共同富裕,以開弓沒有回頭箭的勇氣,不遺余力聚焦推動。

      數字化與傳統種養業看似相隔甚遠,美麗鄉村的寧靜與數字化的快節奏,仿佛也不在同一頻道,浙江何以勇往直前?數字化改革到底給浙江三農帶來哪些改變?

      迭代:從信息化到數字化

      提到浙江農業,不可避免的標簽就是,人多地少、山多田少,資源小省。盡管經濟發達,盡管工業化、城市化高歌猛進,盡管農業占GDP比重不斷走低,但浙江反向思維,轉而更加重視農業,更加重視鄉村,希望全力以赴、另辟蹊徑,讓有限的土地產出更多的財富。

      信息化就是重要選擇之一。早在1998年,浙江就建立了全省農業農村信息平臺——“農技110”,隨后幾年又啟動“農民信箱”工程。200多萬名用戶不僅可以收發郵件,還能網上銷售產品。

      2003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提出“數字浙江”建設,并將其上升為“八八戰略”重要組成部分。由此,信息進村入戶作為“千萬工程”的重要內容得以迅速落地。到2020年底,浙江基本實現重點鄉鎮5G全覆蓋、農村100兆以上接入速率,兩萬余個益農信息社覆蓋全省所有行政村。

      “數字化基建”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城鄉溝壑,“最多跑一次”改革則加速了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那幾年,通過服務型政府的打造,從省里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很多事項實現了最多跑一次,甚至網上辦、掌上辦,一次都不用跑。

      數字化既展示著另一面浙江,也書寫著又一個浙江。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浙江,對數字化發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著力壯大新增長點、形成發展新動能,并囑托浙江“努力成為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

      重要窗口,到底展示什么?2020年11月1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閉幕后不久,浙江省委全會就提出“數字化改革”,希望以此為總抓手,撬動各領域各方面改革。一時間,引發社會廣泛熱議。

      如果說,此前浙江談數字化,更多停留在信息化與電子政務轉型。這一回,落腳點則在改革,層次更高、意義更深、范疇更廣:用數字化的技術、思維、認知,貫穿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各方面,對省域治理的體制機制、組織架構、方式流程、手段工具進行全方位、系統性重塑。

      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認為,現代化光有理念還不行,還必須得有現代化的制度、機制、方法和手段,缺一不可。數字化不僅僅是工具層面的“器”,更是智慧層面的“道”;是理念、制度、底層邏輯的深層次改革,更是方法、手段的顛覆性創新與系統性重塑;是這個時代的內在要求和鮮明特征,更是新發展階段的必答題。

      工學博士出身的袁家軍,曾任神舟飛船系統總指揮。也許在他看來,社會就如同一艘飛船,由數以萬計的零部件組成,必須用系統集成方法,形成完整閉環。尤其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更需要數字賦能推動政策集成化、精準化,探索構建數字化時代下的新規則、新政策和新機制。

      2021年,春節假期后首個工作日,一場視頻連線省市縣三級的大會,正式打響了浙江數字化改革的發令槍。袁家軍的講話旁征博引,點燃了與會者內心的火焰。盡管很多人聽得似懂非懂、云里霧里,但大家愿意相信這就是未來,自己必須跟上這個時代的步伐。

      從省府路回到鳳起東路,作為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廳長的王通林既倍感壓力,又興奮莫名:

      與其他部門單純的行業管理職能大有不同,農業農村不僅條線多,而且涉及面廣,不光要強監管,還得優服務、促發展。這些年,鄉村網絡雖通了,可農業比較效益相對低下,農民文化教育相對欠缺,農村要素激活相對困難,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都給數字化改革帶來重重壓力。

      但前景的確令人鼓舞。這場改革完全有可能形成新動能,讓浙江擺脫長期以來資源束縛所造成的桎梏。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法治建設……這些都可能因為數字化,帶來前所未有的變革。想到種種美好場景,所有疲憊和憂慮仿佛一掃而光。

      王通林很快召開部署大會,成立領導小組,自己親任組長,每位副廳長各領任務,并組建數字三農改革專班,與各個業務處室、技術開發公司一道,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數字化改革。全省層面,每兩月召開一次例會。而在省廳,則是日碰頭、周例會、旬督查、月總結。每天惡補數字化專業知識,一聽到哪個兄弟廳局有經驗、哪個縣市有創新,王通林就帶隊親往調研學習。

      這場全面升級后的改革,無疑堪稱前所未有、迄今最為復雜的系統工程,既是藍海,又是“無人區”。

      重塑:應用場景是關鍵

      圍繞數字化改革,浙江確立了“152”工作體系:“1”即1個一體化智能化公共數據平臺,“5”即黨政機關整體智治系統、數字政府系統、數字經濟系統、數字社會系統、數字法治系統5大綜合應用系統跑道,“2”則指的是理論和制度法規2大體系。

      對標這一體系,浙江省農業農村廳確立了農業高質高效、農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3條跑道,重點打造“浙江鄉村大腦”,同樣用一串“11151”數字清晰勾勒整個系統構架。即:1個農業農村數據倉、1張鄉村重要資源天空地一體化全域地理信息圖、1個全省農業農村數字化工具箱以及對應5大領域的核心業務應用系統和1個浙農碼。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成員、數字三農改革專班組長陳良偉是省畜牧農機發展中心主任,他領受的任務是“浙江畜牧產業大腦”的開發,也叫“浙農牧”,最近,獲評全省數字化改革第二批最佳應用,它的誕生就濃縮著數字化改革的精髓。

      相比種植業,浙江的畜牧業經過多年轉型升級后,規?;?、標準化有了大幅提升。主體對于利用數字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和精密智控,本身就有著強烈需求??膳c豬場內的一眾物聯網設備不同,“浙農牧”意在基礎再造、鏈條重塑,顯然不在同一層級。

      經歷無數次的討論與碰撞后,改革思路日漸清晰,歸結為一個詞,即“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務”。具體落腳在“六個全”,即業務全穿透、主體全上線、地圖全覆蓋、風險全管控、服務全集成、一碼全貫通。

      方向既定,如何開發?浙江有“三部曲”之論:首先,從用戶的高頻與共性需求出發,建立需求清單;在此基礎上,再按照“大場景、小切口”理念,構建系統方案,謀劃多跨場景清單;最后,從法律法規突破、體制機制創新、業務流程重塑等角度,形成重大改革事項清單。此謂“三張清單”。

      因此,切口很關鍵,不僅要小,更要直擊痛點。“浙農牧”就抓住了肉品上市前的動物檢疫合格證與肉品品質檢驗合格證。過去線下開證,既難管,效率又低。浙江獲批“雙證”無紙化改革試點,正好讓數字化有了用武之地,檢疫申報“零次跑”,與市場監管系統的“浙食鏈”打通后,屠宰準出與市場準入無縫對接。

      一個支點,撬動一個系統。圍繞生豬產業鏈全環節,浙江梳理出22項需求,形成養殖、防疫、檢疫、調運、屠宰等8大應用場景,再細化為監測預警、疫苗管理、檢疫追溯等29項子場景。背后邏輯很繁雜,主體使用卻很簡單:一場一個“浙農碼”,紅黃綠三色,代表評估結果,就如同健康碼。

      “整個‘浙農牧’中,像這樣的改革事項就有25項之多,每個環節背后都進行了流程重塑。比如:防疫環節,突出‘一支苗’全程管理,檢疫、流通環節突出‘一張證’全程追溯等等,及時發現風險,高效閉環處置。最終,一環套一環,形成閉環。”陳良偉說。

      去年6月后,“浙農牧”的管理端和用戶端相繼上線。短短半年多,注冊用戶就超3.2萬戶,實現畜禽養殖、調運、屠宰、疫苗企業等12類主體全上線,在線開具動物檢疫證613萬單。

      此外,浙江還制定了7項數字化相關制度,把畜牧業數字化改革的實踐固化為制度規范,推動“實踐-理論-實踐”的螺旋式上升。雖然過程很煎熬,幾度推倒重來,每個人都抓破腦袋,但學中干、干中學,大家對數字化改革的認知得到不斷升華。

      作為漁業大省,浙江漁船數量多、作業區域廣、通航環境復雜,商漁船碰撞事故時有發生。如今,記者登錄“浙漁安”看到,通過自動監控系統,所有漁船身在何處一目了然,連駕駛艙內船員的行為都一覽無遺,可智能識別、報警提醒。此外,借鑒陸地交通規則,該應用還引入海上“斑馬線”概念,減少商漁船的碰撞事故。

      最有價值的是,通過“救援在線”功能模塊,綜合利用參與搜救漁船的實時位置、落水人員的漂流路線、船舶的最大航速、現場實時風浪等數據,“浙漁安”可計算出不同船舶到達不同位置的最短時間。去年10月16日,“浙岱漁06609”事故就是靠此功能,在事發后15小時成功救起兩位漁民。

      “浙漁安”背后即海洋漁業綜合管理試點改革,涉及26項改革,成為全國唯一的漁船漁港精密智控建設試點??v觀每個應用,都與改革密不可分,浙江將應用場景開發與流程再造、制度變革、機制完善相協同,從而構建起與數字化時代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

      集成:數據壁壘正在消弭

      75歲的余灣發是衢州市衢江區蓮花鎮東湖畈村的村民,4年前患上尿毒癥。起初,血透次數沒那么多,日子總算景氣些,2020年,他順利“脫低”。不曾想,沒多久,他的病情加重,才幾個月,醫療自付支出就達2.7萬元。

      才剛出院,鎮里的聯村干部余民峰就趕到家中。原來,就在前一天,余民峰手機收到預警提醒,余灣發有可能返貧,于是立即上門核實。數據是自動推送的,了解情況后,他馬上反饋給民政部門。很快,余灣發被重新納入低保保障,預警順利解除。

      余民峰手機裝的叫“防貧監測預警系統”。衢江在冊的10120戶低收入農戶,以及已脫貧的2075戶農戶,都被納入重點監測范圍,一旦有返貧風險,馬上預警提示。自從推出該系統,去年全區總共預警121件,全部及時處置、限時辦結。

      衢江的切口很小,就關注“防貧”二字,可里頭文章卻不小,貫穿著19個部門的58項涉貧補助到戶事項。但如果放大視角,聚焦省級層面的“浙農富?!睉?,衢江只是其中一個特色子場景,說它小其實也不為過。

      據介紹,“浙農富裕”以強村富民為突破口,系統謀劃了產業、就業、活權、強村、賦能、幫扶6個促富“一件事”,像返貧動態監測這樣的機制創新有7項之多。目前,通過“幫扶促富一件事”,全省已實現低收入農戶幫扶對象全覆蓋、幫扶流程全鏈條、幫扶服務全方位、幫扶監測全閉環。

      對于“大”與“小”的關系,浙江有著獨到拿捏,這也是系統觀念與系統方法的精妙所在:大,即打破條塊分割、條線孤立的碎片化模式,強調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小,即化大為小,將復雜的龐大系統,分解為若干簡單可執行的實施系統;最后,又化零為整,集成為一體化的綜合應用。

      因此,盡管部門、地區之間有行政籬笆,數字化系統卻無“門戶之別”。只要涉及業務交叉,彼此留好接口,縱橫貫通就能形成全景畫像。比如,“浙農田”“浙農宅地”這兩個應用,背后是農業農村與自然資源兩個廳的高度協同;“浙農經管”里的農村“三資”管理數據,對接給省紀委后,便于開展小微權力監管;浙江省經濟與信息化廳所打造的“產業大腦”,也專門把農業板塊納入其中。

      如何確?!按笈c小”的精準匹配?浙江同樣有道:一方面,自上而下,強調頂層設計,避免各搞煙囪、重復建設,確保高效協同;另一方面,自下而上,鼓勵基層探索,細化跑道,一地創新、全省共享。由于最終要綜合集成,源頭上得保證數據格式、語言體系等統一。

      “浙農富?!本痛蛲?0多個省級部門的208項數據。在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黨組副書記、副廳長陳利江看來,這種統分結合的好處在于,通過頂層設計,可實現規劃、支撐、構架、標準、運維等統一,而分的價值在于,激發基層能動性,體現開放協同、共建共享。

      短短時間,一大批特色場景應運而生。黃巖的“瓜農天下”就因為小切口解決大問題,得到副省長徐文光的熱情點贊。原來,當地農民追著太陽種西瓜,外出瓜農近4.3萬人,身影遍布全國各地,年產值達50億元。

      如今,天南海北的瓜農可獲取智能選址、農資供應、銷售對接等一眾服務。尤其借助改革之手,竟實現了跨地區的政策性保險辦理。種植面積、農資采購、還款記錄等數據還成了授信依據,與金融機構打通后,讓瓜農可享受低息貸款,不少信用良好的還提高了授信額度。

      還有象山縣的“閑置農房盤活”應用,巧妙之處在于用水用電數據分析,即可梳理出資源庫,與之配套的發布招商、審批服務、過程監管、辦證貸款等服務一應俱全。系統上線僅一個月,就完成46宗交易。目前,浙江已摸底出22.7萬宗閑置農房,潛在盤活收益預計超過200億元,將在象山試點基礎上加快推廣。

      賦能:產銷鴻溝亟待打破

      縱觀浙江數字化改革的“五條跑道”,其中4條更多體現在黨政決策的科學化、社會治理的精準化、公共服務的高效化,帶有濃厚的公益性。那么,除了為政府管理提供便利外,數字化改革能否為農村發展創造新動能?說一千道一萬,其成功與否,最終取決于“農民的腰包是否鼓起來”。

      數字化盡管可以倒逼流程再造、制度重塑,但說到底仍是方法和手段,絕不可能成為目的。數字化改革的方向,更不是為了獲得海量數據,而一定是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幫助農民實現優質優價。這其中,品牌必定是不可或缺的抓手。因此,一眾應用場景中,“浙農優品”赫然在列。

      問題是:這個應用場景究竟應該怎樣設計,除了農藥化肥的實名購買、定額施用以及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監管與追溯外,如何實現與消費者之間的鏈接?

      長期以來,農業農村部門習慣的語言體系是“我有什么”,而非“你要什么”。因此,在消費升級的時代,如何與市場進行有效溝通,就成為難以逾越的鴻溝。

      這天,鳳起東路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浙江大學城規院數字品牌研究所副所長朱振昱,另一位是浙江永續農業品牌研究院副院長楊巧佳。他們帶來的方案和構想正是:利用海量數據生成品牌綜合指數,猶如豆瓣評分和大眾點評,讓生產管理部門一眼就能明白短板所在,讓消費者一鍵就能選擇心儀品牌,最后實現對生產的倒逼。

      數字化投入需要品牌溢價得以變現,而品牌要打響,同樣需要數字進行品質背書,兩者相輔相成,方能相得益彰。對于該觀點,大家趨于一致,因此幾乎每天,科教處、質監處和產業處等相關處室的人馬都會碰頭謀劃,如何通過“浙農優品”重塑產銷關系。

      目前,品牌綜合指數的構架正逐漸清晰,包括了品質指數、管理指數、態度指數和行為指數,其核心就是真正打通生產管理與市場消費之間的鏈接。而這不僅是“浙農優品”的痛點所在,也是不少“一縣一品”產業發展遇到的最大阻梗。

      近年來,浙江不少地方農業主導產業紛紛布局了大數據平臺。但稍加研究就能發現,這些平臺雖然沉淀了海量數據,卻都停留在生產管理環節。至于產品賣到哪里,誰在消費,是否適銷對路,消費評價如何,復購率又有多少,等等,都是“瞎子摸象”。

      這些數據不可能掌握在行政部門手里,而全在阿里巴巴等終端銷售平臺上。因此接下來,在打破行政壁壘的同時,如何與市場化平臺實現數據共享,讓品牌綜合指數更具科學性和指導價值,成了關鍵所在。

      不管如何,數字化與品牌化的螺旋互動,這一概念的提出,已讓數字化找到了下一步迭代升級的方向。對于農業產業集群,考慮到各個產業之間需求不同、切口不同,浙江省農業農村廳正積極探索“農業產業大腦+未來農場”發展模式,啟動種植業、畜牧業、水產養殖業各100個數字農業工廠試點建設,尤其強化生產與消費的雙向打通,以數字化變革催生新動能。

      王通林判斷,從數字農場、數字牧場、數字漁場,到加工、營銷、康養、文旅等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再到鄉村資源的全面盤活、青年鄉賢的下鄉創業,這些都有著無限的發展空間,通過數字化改革來重構新型生產關系,無疑將賦予浙江三農全新的意義與價值。

      數字大潮,浩浩蕩蕩。盡管數字化改革大幕掀起才一年,盡管很多應用仍待升級優化,盡管老問題還未解決,新問題又隨之而來,但浙江的鄉村大地上,這股大潮已勢不可擋,到處迸發著新活力、新理念、新模式。每個人都在用數字將未來變為當下,讓鄉村更安全、更智能、更美好、更有活力,也用數字改變著治理結構。一幅共同富裕的“富春山居圖”正呼之欲出。

    責編:車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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