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新任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卞莊街道代村黨委書記王傳喜共在小組討論中發言4次。他所在的全國政協農業界，過去幾天都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里關于糧食保供、鄉村振興、農業強國的話題。他數了一下，此次全國政協農業界的70人中，院士超過10位。

　　“政府工作千頭萬緒，但無論是總結過去5年的工作還是對未來工作的建議，都重點提及了‘三農’。”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杜志雄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于新一屆政府工作提出了8個重點方面的建議，“穩定糧食生產和推進鄉村振興”就是其中之一。

　　“一如既往地重視”是不少代表和委員的感受，對于鄉村振興這個老話題，很多委員都有新思考。處于5年過渡期的各脫貧縣、脫貧村，眼下既要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兩條底線，又要對標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目標，繼續做大做強鄉村特色產業。有的委員表示，鄉村振興的復雜程度遠大于解決絕對貧困的問題。

　　如何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這個長期的歷史性任務，委員們提出了很多建議，但建議的終點都是“人”。用杜志雄的話來說，鄉村振興戰略提到的5個“振興”，每一個的推進與實現都需要人，“尤其是那些真懂農業、深愛農村和農民的青年”。

　　要靠產業留人

　　王傳喜已經記不清返鄉青年從哪一年開始變多。10多年前，代村以種植業為主、多業并舉的發展模式已有起色。這個靠近縣城的村子“地多人多”，借著地理位置和交通運輸上的優勢，盤活了土地資源，商貿城、農業公園、商業街等一系列新地標接連出現。

　　王傳喜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如今，在代村拿工資的員工有1000人左右，有一半年齡在35歲以下。對于代表委員們關心的“鄉村缺人”問題，他說，還是要靠產業留人，破解農業產業化的關鍵在于延長農業產業鏈，“持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多業并舉”。

　　另一名村支書王春，也在增加產品附加值、延長產業鏈上下足了功夫。“普通小麥以前只賣三四元一斤，現在的有機小麥能賣到快20元一斤。”這個帶領全村探索有機農產品發展的山西人，是山西省靈丘縣紅石塄鄉下車河村黨支部書記。他把車河村發展有機農業社區的扶貧模式帶到了“2018中國扶貧國際論壇”上，該模式還入選中外減貧案例庫及在線分享平臺。

　　“我和村民們說，咱就是給自己干活，不要以為是給人家干。”王春和他帶頭打造的有機農業社區也成為多名代表委員調研的對象。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孫其信就去過車河村多回，該校農學院從2013年起就與車河村合作，那一年，上、下車河兩村合并成立了車河有機社區和靈丘縣道自然有機農業專業合作社。

　　2021年，孫其信給當時的車河社區提出3個建議，其中之一是要更加積極推進有機農產品產銷對接的新模式。在他看來，有機農產品作為農產品中的“高檔貨”，必須走好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之路，讓高端產品具有高端價值，同時滿足消費者的高端需求。

　　“有了中國農業大學等高校的支持，在技術方面我們已經沒有太大問題，目前頭疼的是規模不夠大。”王春告訴記者，前幾年北京有一家超市老板打來電話訂雞蛋，讓一個星期供10噸雞蛋，“我不敢接這個活，就是全縣，也沒有這么多雞蛋”。

　　“不進則退，進慢了也退”

　　相比王春遇到的難題，王傳喜面臨的壓力可能更為多樣，“就蔬菜種植而言，產業規模做大了以后，就得開始面對品種升級、品質保障、營銷創新等多方面的挑戰”。王傳喜說，2020年的秋天，一個農企園項目在代村落地，對周邊村莊的農產品進行精深加工，年生產加工各類蔬菜10萬噸，“產品銷售范圍覆蓋山東、江蘇、內蒙古等全國多地，遠銷日韓，大幅提高了當地農產品的附加值”。

　　談到如今農產品市場的競爭狀況，這位打贏過“脫貧仗”的基層委員說，“不進則退，進慢了也退”。

　　在鄉村振興的大潮中，產業振興是基礎。而就鄉村產業和產品創新而言，不僅需要人才、技術和物質投入，還需要實現由產品到商品的躍遷。對此，杜志雄分析說，現在有比較多的農產品事實上已經進入供給相對大于需求的階段。“在這樣的農產品市場格局下，可能需要解決錯季供給的問題，解決生產者直接與消費者對接的問題。與此同時，廣大農民也需要一些行（產）業組織給予數量及價格方面的指導，以更充分的市場信息來引導生產，合理規劃供給數量，降低市場風險”。

　　更多的變化正擺在村干部、農民和逐漸成長起來的“新農人”面前。為了提升村子的吸引力，王春還給有機社區設計、布置人文景觀，比如在廢棄輪胎里種花。他告訴來調研的專家，“在村里當干部，就跟過日子一樣，今天弄個柜子，明天弄個椅子”。

　　手機也成為這些鄉村振興帶頭人必用的資源。用王傳喜的話來說，“手機慢慢成為新農具”，不僅能夠直播帶貨，與潛在的消費者相連，還能分享更多農業生產、鄉村生活的片段。

　　杜志雄就在短視頻平臺觀看了多省的土特產視頻，“一些視頻呈現農產品的生產過程與農戶的日常生活，通過講故事的方式賣產品。講故事，這就相當于帶著消費者在體驗當地的文化，也是在展示產品的生產過程”。在杜志雄看來，這種以“三農”為敘事對象、內容的視頻，代表的是當前社會發展的一種脈動，尤其反映了“三農”領域變化最快、最活躍的一些農業生產者和從業者的行為。“本質上說，這還涉及對一些關于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規律性認識”。

　　他補充說，在農產品市場供大于求、消費者面臨更多選擇的情況下，農產品銷售越來越需要從過去單純地賣產品向“既賣產品也賣（展示）產品的生產過程”轉變。

　　無論是久違的鄉間美食，還是記憶中的村居生活，越來越多的鄉村場景被更多人看到。王傳喜注意到，以“三農”為“主角”的視頻越來越多，視頻質量良莠不齊，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年輕人對于農村與“新農人”的興趣與關注度。“只有逐步地轉變對于鄉村生活、農業生產的認識與觀念，才能真的為鄉村振興尋出路、謀發展”。

　　“鄉村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載體，蘊含著豐富的文化、藝術和生態價值。正是這些潛在價值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新農人’投身鄉村振興。”杜志雄說，只要鄉村的這些價值不斷地被發現、被挖掘出來，鄉村就能夠為經營人才、技術人才、治理人才等多種人才提供創新創業的場所。鄉村，特別是其中一些條件優越的鄉村一定能夠成為青年創新創業的熱土，“這里同樣也是大有作為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