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小組住進了韓橋村，剛巧趕上省里派到其他村的第一書記也來考察。“啥時候也到我們村看看？”這位女扶貧干部（右）和記者商量著。

　　同吃、同住、同勞動，第一件事就是要和政協(xié)機關(guān)下到村里的第一書記吃在一起。

　　2018年12月24日，“三同”小組成員把行李箱拎進韓橋村村部時，天色已黢黑。

　　韓橋村，江淮之間沒有太多地理標識的小村，安徽省政協(xié)扶貧點。村里2200畝耕地，大多數(shù)種水稻，少部分種旱稻、養(yǎng)稻田蝦。深冬，已經(jīng)被割完稻穗的稻稈佇立在水中，枯黃枯黃，一望無際。

　　“這么多水稻，能打不少糧食吧？”這是很多人一進村時的第一反應(yīng)，言外之意，是這里即便還沒摘掉貧困的帽子，吃飽飯還是不成問題的。

　　“吃飽算啥，我的乖乖！咱還要吃好。這里的米香。”一位村民顯然覺得我們這群人低估了村里人對食物品質(zhì)的要求。

　　“哦哦，哦哦。”還沒吃過韓橋村大米的我們只能哦哦。

　　12月25日，我們進村的第二天，安徽省政府下派到舒城縣其他4個地方的第一書記也來了———在他們眼里，韓橋村第一書記任少賢這里是個距離大家的扶貧點都不算太遠的據(jù)點，任少賢這個人雖然話不多，但實干，所以他們平時也常來這邊聚聚，交流扶貧經(jīng)驗以及扶貧過程中內(nèi)心的一些興奮和苦惱。這次，趕巧我們也來了，“聚會”的氛圍更濃厚了。

　　說是聚會，為了不給村部其他工作人員帶來干擾，這群扶貧陣線上的“先鋒軍”，就著連綿不斷的小雨，愣是在村里邊走邊看邊聊了1個多小時。對于扶貧，特別是扶志，每位第一書記都有一通話要說，沒有話筒的陳述，發(fā)言順序就是口中呼出的一團團哈氣，濃濃的，白白的，散在風(fēng)里。

　　中午11點半，村部食堂開飯。大家一哄而上，各自燙碗、燙筷子、盛飯，迅速圍坐。直到這時，我們才注意到手里這碗飯，真香啊！好像小時候的味道，顆粒真大！“有點像泰國香米！”沒想到，話一出口就惹禍了。

　　“這是我自己種的大米！沒撒一滴農(nóng)藥，沒撒一點化肥，這是旱稻，不用水種。”食堂給我們做飯的大嫂趕緊為自家大米的身份做了說明。

　　她說完這番話，吃飯快的人，已經(jīng)去大鍋里盛第二碗飯了。就著熱騰騰的豆腐湯、酸咸口兒的小拌菜，這碗碧瑩瑩的米飯入了口，順著嗓子眼就下去了，就像化在了嘴里。

　　“這米多錢一斤？得買點回去。”作為高級“吃貨”，這么好的食材，我們無法視而不見。

　　“好一點的三四塊錢。”還沒等我們說出“物美價廉”的話，任書記輕輕地鋪墊了一句：“米好，就是運費貴。”

　　飯后，其他村的第一書記互相搭車離去。雨下的有點急，為了準備村里一個投資項目的發(fā)言稿，任書記把自己關(guān)進了辦公室。村文書帶著我們，走著尚未硬化的泥路，給村民發(fā)“掃黑除惡”的粉色宣傳單。這小伙子今年24歲，本村人，一路上，這家啥情況，那家有多少人，誰家老人有病，誰家孩子有出息，小伙子如數(shù)家珍，像是《紅樓夢》里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不知不覺又到飯點。這次，任書記叫我們到村里糧食大戶秦老板家吃飯。任書記的性子，有點“蔫有準兒”，飯桌上話不多，但就是夸這米好。這次就著雞蛋羹和燒豆腐吃，這大米依舊是順著嗓子眼滑下去的。好吧，我們幫著一起往外賣賣。眼看陽歷年、陰歷年都快到了，同事朋友家里人，不都得備年貨嗎？

　　“最大的問題是運費貴。比如運到北京，4塊錢一斤米，運費也得是4塊錢。”任書記把中午沒說完的話說出來了。我們也愣了一下。

　　“還是先幫著賣。”嘴上這么說，我心里不是這么想的，飯桌上，我給一個電商的朋友打電話說了這個事，他說你別著急，你們現(xiàn)在遇到最大的問題是品牌不響，物流不通，你先整個文案給我，我們下去人幫你們包裝包裝品牌，不能讓好大米爛在村里。

　　吃完飯，為了在朋友圈賣米，我們踏著小雨，去秦老板的扶貧就業(yè)倉庫拍照。先弄個有圖有真相，按80元10斤包郵往北京賣。沒多久，500斤訂單拿到手。

　　“這個事我們好好琢磨琢磨，寫個文案。”任書記話少，但顯然，他希望電商來幫忙。其中的意思，我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