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的村莊
    2018-12-29 14:30:00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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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環水繞的婺源村莊 胡紅平 攝

    嚴田村水口 胡紅平 攝

    楊溪村水口 胡紅平 攝

    導讀

    中國古代的村莊是講究的,包含著獨特的中國文化理念,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結晶,體現出中國人對理想家園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可作這方面的代表。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如詩如畫的婺源鄉村,處處呈現山、水、樹、橋、村的布局,形成小橋流水人家與田園牧歌式意境。婺源村莊的“卜居”,既是地域文化和民間風俗相融的烙印,更是婺源先人崇尚自然、師法自然的認識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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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處是樂土?

    從遠古開始,華夏的先民從未停下尋訪的腳步。剔除戰亂與天災的因素,更多的是出于對理想家園與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而在南方的婺源,四千多年前就有了人類活動的蹤跡,最早是山越人聚居,形成了村落的原始雛形。婺源屬徽州六邑之一,“天然封閉的地理環境,成了北方士族躲避戰禍的‘洞天福地’”。隨著中原士族的遷入,以及與山越人的融合,他們憑借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自然地理的認知,以傳統的“卜居方式”避兇趨吉,闡釋著規劃與建設理想家園的愿景。

    相對于我行走訪問的婺源村莊,卜居已是一個遙遠的詞了——每一個村莊在先祖卜居前,那里都還是一方原始的荒野。翻開譜牒,幾乎無村不卜。是他們從自身的文化觀、環境觀出發,進行規劃布局,才有了大量的聚族而居與“天人合一”的古村落遺存——在婺源29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落著有大小村莊一千多個。朱熹、胡適等一批大儒名士都與婺源村莊血脈相連。當我穿越時空重新檢視那些藏匿,或者散佚的古代卜居傳說時,依然發現千百年的村莊自然與人文因素還是結合得那么緊密,依然承繼著“漁樵耕讀、安居樂業”的和諧與美好。

    尋訪的理想家園在遠方,而遠方不僅有詩意,還有漫長的旅程。

    心中存有理想家園的執念,即便山重水復,追尋的路也會越走越通暢。

    比如洪延壽——一位唐代的歸隱長史。

    從山川地理上看,婺源境內的山脈起源于中國三大山脈之南干山脈分支。洪延壽從歙州篁墩到達婺源大鄣山,必須走燕嶺或者五龍嶺翻過大鳙山。當他看到大鄣山下清溪縈繞的那一剎那,立即被盆地中的景象迷住了——感受到了一條河流與一塊盆地在青山環抱中自然原生的氣息,以及顯現的幽靜與安寧。那應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一個春天,洪延壽在輪溪邊的黃荊墩上植樹定村時,等于為卜居的村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崛起石壘墩,仰依天馬峰。天馬高昂馳驟,俯瞰輪溪浪洪。余欲覽春色,一一植樟松。”在莽莽的山野里,在洪延壽期待的內心,開始生發香樟樹與理想家園的詩意。不難看出,在當時洪延壽心目中已經十分注重“樹養人丁水養財”的意識了。實際上,他植樹定村賦詩以記,是把一個理想家園的夢,植入了一棵香樟樹中。他植下的這棵香樟樹,以站立的姿勢,年輪儲滿了村莊記憶的源頭。

    追溯起來,洪氏是源于共工氏——“洪氏之先,蓋共工氏之后也……或以功,或以官,族字謚洪之文,從水從共,而共氏嘗以水德霸九州,其因此得姓焉。”這是宋紹興十七年(1147)丞相文惠公洪適序《洪氏宗譜》時的考據。洪適的考據在明代洪一源的《姓源考異》里得到了進一步論證,并且是在漢代時因避仇而易姓。

    拋開洪延壽在仕途上的風風雨雨,他已經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能夠守望一棵香樟與一脈清流,看去只是他一個人的定力,藏著的卻是對一個氏族的祈愿。洪延壽從輪溪開枝散葉,遂成大族,其裔孫不僅在婺源繁衍,還輾轉遷徙至湖北黃石、浙江遂安、江西樂平、福建泉州、安徽池州等地。據洪氏譜牒載記和洪氏后裔口耳相傳,所有這些地方建村無一例外都是選擇卜居——像婺源洪村始遷祖洪濟,他幾經輾轉在北宋初年遇見了山環水繞的鴻椿,一聲“此可以興吾宗矣”的感慨之后,同樣是選擇種植香樟樹與銀杏樹定村;歙縣金山洪氏始遷祖洪顯恩,定村時看中金山“山磅礴而深秀,水澄澈而瀠洄”……多年致力于洪氏宗族文化研究的洪群炎老師告訴我,僅在婺源就有洪姓聚族而居的村莊二十多個,現在還有洪氏后裔兩萬人左右。

    隨著輪溪的溪水流淌,宋朝徽猷閣直學士洪皓,金石學家洪適,錢幣學家洪遵,瑞明殿學士洪邁,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都是一祖同宗,各有建樹。風,吹在泛黃的譜牒上,一如時光在飄逝。我連這些先人的背影都看不到,只能一一記下他們的名字。而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卻不一樣,我還是在黃荊墩古樟下的碑刻上,讀到了他定都南京后心懷故土,千里迢迢趕到香樟樹下祭祖的詩句——“如蓋亭亭樟覆霓,專程祭祖到輪溪。殘廬依舊莽荊發,故墅猶新雞鳴啼。河曲流長翁醉釣,山祟峰峭月憂低。裔今壯志乘天馬,大訓堂開閱戰車。”洪秀全當年祭祖時的吟頌,既是對車田古樟風物的觀照,也是一位農民革命領袖的自我抒懷。始祖洪延壽與天王洪秀全詩中提到的“天馬”,即是村莊風水中緊鎖輪溪村口“藏風聚氣”的天馬山。

    相對于輪溪的初名,更名為車田,想必是遙遠的農耕時代蘊藏著先祖的田園詩意——那林木森森,清溪環繞,田疇相連,村基形似車輪的意境,又是與村名如此契合。“耕讀傳家久,詩書濟世長……”“……家訓謹記日三省,光前裕后福澤長。”車田洪氏宗祠“大訓堂”孕育與傳遞出的族風族訓,不僅是村莊質樸人文風貌的體現,還是進入輪溪村史的一條重要路徑。

    香樟樹的繁茂,洪氏后裔的繁衍,成了樹與人在村莊的集合。對于遠離故土的洪氏后裔來說,車田村只是地理家園的一部分,黃荊墩與香樟樹,儼然是村莊的地標,成了他們精神家園的一分子。常常,從車田發脈的各地洪氏宗親,以清明和春節的名義在古樟下相聚一起,一個個都以祭祖與膜拜的方式,銘記一棵香樟樹。許多僑居外地的洪氏宗親,都是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才迎來古樟下團聚的機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村莊最為暖心與盛大的節日——他們把心中的朝覲,化作了對故土家園的美好祝福。

    所謂的山水文化,是人類在認識、利用、開發,以及保護自然山水中創造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風水,無疑是山水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說,風水只是中國山水文化中一種象征而已——風是元氣與場能,水呢,則是流動與變化了。按照玄學的詮釋,風水亦稱堪輿。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他曾將堪輿家與五行家并列,他們大多都有仰觀天象與俯察山川水利的本領。

    說起南唐國師何溥,大多數婺源人不免感到陌生,而一提起何令通,幾乎是婦孺皆知。其實,何溥字令通,他除了國師的身份,還是一位風水家。他在婺源民間還有一個尊稱——何公仙。據說,他直諫“牛頭山陵不利”而得罪了皇帝,被貶到海寧,也就是與婺源毗鄰的休寧縣,他到任縣令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八卦形調整“縣基”,廣為栽樹進行風水布局。

    南唐自李昪建立,到后主李煜兵敗降宋,也就只有三十九年時間。南唐滅國,何令通心存對朝廷的最后一絲希望都成了泡影,他只好從海寧(休寧)進入婺源,改名換姓,隱居在芙蓉山(靈山)潛心修道。何令通相中“東望尚田之源,山川明秀”與“林谷幽邃”的地方,作為“棲身終隱之處”,已是宋開寶五年(972)。相傳此處是水泛蓮花的“蓮花座”,是一方風水寶地。于是,何令通“指示其子(何閏)卜筑尚田之源。”(民國版《田源何氏宗譜》),成了婺源何氏的始遷祖。

    村莊處在山旮旯里,田地并不多。那么,何令通為何將卜居的村莊命名“田源”呢?想必,還是出于對田地的珍惜與感恩吧。有山,有水,有田園,沒有外來的侵襲與紅塵的喧擾,那就是理想的家園了。

    果然,一如何令通所料,村莊的發展似乎與他心目中的理想發生了神秘關聯。隨后,村莊氣勢突顯,可謂科第綿延,明末清初先后有五位進士及第,七品以上官員有十二人。據《婺源縣志》記載,明代篆刻家、皖派篆刻創始人何震,明末一代名臣、武英殿大學士何如寵的故里均在何田坑。

    何田坑早年稱婺東大鳙里八都田坑村,至于村名冠以姓氏,應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事了。在民國版的地方志上,還標著八都田坑。現在的何田坑,屬江灣鎮管轄,是前段村委會的四個自然村之一。我與何宇昭兄從前段徒步五公里左右,翻山越嶺進入何田坑,已是距村莊建立千年之后的一個夏日了。據時任前段村的黨支部書記黃元坤介紹,何田坑歷史上興盛時期,曾是“千煙之村”。即便古時有商販到了村里,一天都很難轉出來。然而,我無論站在山崗上,還是行走在村莊里,根本找不到“千煙”的跡象。那門庭的顯赫,過往的榮光,都在時光中湮滅了。

    是那一如“蓮花座”的山巒遮蔽了嗎?

    實際上,我能夠看到的也就是五六十戶人家的樣子,而且大部分都是人去樓空。其中,好幾棟房屋已經落了架,露出斷壁殘垣。而堆滿了農具、雜物的“隊屋”,據說原先是何氏祠堂。不過,我還是在雜草中的旗桿石上找到了答案。在古時,旗桿石是用來標榜身份,以及光宗耀祖的。沿著水街走,就能看到“烏石壁”山緊鎖的水口,以及石拱橋與土地廟,那高高聳立的紅豆杉、羅漢松、楠木、香樟、楓香,宛如村莊記憶的標本。相傳,村莊韓家坡的“閣老墳”,是何震之父秀三公的墓冢,因為沒有找到墓碑和其他文字依據,或者說無從找到銜接,心中不免打了一個問號。何震之父辭世后,為何要葬在外姓的坡地?韓家是墓葬之前,還是墓葬之后遷入的呢?問題是,現在的何田坑根本沒有一個姓韓的后裔。還有,以何震的美德與名聲,他父親的墳墓不至于只是一個土堆吧?村里老人說,一次次外遷,是村莊居住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何氏后裔人丁興旺,遍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

    裸露的夯土墻,斑駁的粉墻,疊起的青瓦,翹起的飛檐,門前屋后的棗樹梨樹,以及村中小橋流水的意境,還是那樣的古樸與安寧。屋前,溪邊,一家家連通溪水的池塘里,荷包紅魚、塘魚(草魚)悠然游弋,這應是村莊雞鳴犬吠之外的生動部分吧。村里沒有任何商業氣息,一點都沒有。隨處可見的,似乎是定格遙遠年月的畫境。

    2018年的一個春日,我與畫家祝安峰兄訪問何田坑,煙雨中的村莊若隱若現,呈現著虛無縹緲的景象,看去似幻非幻,真的有一種奇妙的感覺。那山嵐,繞著山,纏著樹,挽著民居,恍若依依不舍。從村頭到村尾的水街不足千米,卻極具韻味與魅惑。我遠眺與俯瞰才發現,所謂的水泛蓮花的“蓮花座”,是山麓的疊嶂,以及山水形勝的意象。心想,何令通千年前相中何田坑風水的那天,是否也是這樣的春日呢?相對于自然的山水,千年也只不過是時間的刻度而已。

    我最早關注大鄣山菊徑村,還是2011年的5月底,村口何氏宗祠內崇禎皇帝御筆題賜的“黃閣調元”匾額被盜了。

    乾道,是南宋皇帝趙昚的第二個年號,只用了九年。按此推算,菊徑建村應是在公元1165年至1173年之間。相傳為菊徑村卜居的是婺源何氏始祖——何令通。而何令通出生于公元922年,卒于1019年,其間從宋太平興國四年(979)開始隱居在芙蓉山(靈山)修道。若是按此說法,那是他在生前就相中了菊徑儼如“馬蹄印”的風水。對地方史頗有研究的何宇昭兄告訴我,菊徑何氏應是何令通的兒子從何田坑先遷樂平,然后再遷菊徑的。但,為何沒有直接從何田坑遷往菊徑,至今還是一個謎。

    比口頭上的流傳更具權威性的,還是譜牒的載記。據菊徑的康熙版《何氏宗譜》說:“婺之菊徑、大田、梅田、田坑,鄰之樂平、德興、浮梁、鄱陽,恍然十二派同一祖,十二地為一宗何。”更為榮光的是,此譜竟然有朱熹、文天祥、周必大等碩儒名臣為之作序。

    眾所周知,祠堂的興盛與中國傳統的“崇祖睦族”觀念有著直接的關系。“祠堂”作為名稱的出現,早在漢代,當時祠堂建于墓所,亦稱墓祠——“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漢書·張安世傳》)。而“立祠堂之制”的是婺源人朱熹,他在《家禮》中說:“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至于“許民間皆得聯宗立廟”已是明代嘉靖年間的事了。

    婺源古屬徽州,又是“文公闕里”,程朱理學對婺源影響深遠——“自唐宋以來,卓行炳文,固不乏人,然未有以理學鳴于世者。至朱子得河洛之心傳,以居敬窮理啟迪鄉人,由是學士各自濯磨以冀聞道。”(光緒版《婺源縣志》)崇祖睦族,崇尚孝道,成了婺源人的生活理念與宗旨。而宗族下的祠堂,無疑是村落的核心,祠堂的建筑規模也就成了姓氏宗族歷史背景與家族繁盛的直接體現。菊徑村二百六十戶左右,在不同年月卻建有宗祠、支祠六座。“粵自菊徑聚族以來,即創有歷代宗祠,云礽相承數百載。于茲迄今,相傳人物麟儀儀、鳳師師,家聲丕映,以稱徽之巨室大族者,固其世植令德,亦詎非廟貌常新,我祖式憑之靈哉……”(《文端公復創宗祠文引》)這是一代名臣何如寵為菊徑復創宗祠所寫。何如寵不僅博學多才,還是個大孝子——他入職翰林院時,“聞父病,歸家探視;父歿,守孝三年。回京后,授編修。母老,告假回家奉養。”相傳,何如寵識認先祖在菊徑,還為村莊建宗祠捐銀三千兩。于是,就有了崇禎皇帝御筆題賜的“黃閣調元”匾額的由來。

    “參天之樹,必有其根;環山之水,必有其源。”想必在遙遠的年代,不像現在對名人如此追捧、渲染。不然,一個何如寵就足以爭得不可開交了。在婺源,除了何田坑、菊徑之外,還有賦春、言坑、項山、箬坦、澤山、思溪、金盤等地都姓何。然而,無論婺源有多少村莊姓何,都是從何田坑發脈的。若是再往源頭去追溯,那就是中國何氏的發祥地——廬江郡(今安徽廬江縣)。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天下何氏出廬江。

    何田坑、菊徑,雖然都屬婺源的東北部,但隔著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何令通能夠從何田坑跋山涉水到菊徑游歷,并且獨具慧眼,看到了后有靠山前有活水中的“山水相通,氣運不絕”。

    村口的香樟、祠堂、太平橋,一如繞村而過的溪水,在經年述說著菊徑久遠的故事。從澤山到菊徑,是我徒步訪問的路線。澤山的何氏宗祠,幾年前在何況兄的倡導下,已改成了“澤山書堂”,開始拓展了祠堂的功用。秋日里,我登上前山的茶地里,看到粉墻黛瓦的菊徑村依偎著樟綠楓紅的后山,而溪水清亮如環,緊緊地抱著村莊。看來,菊徑從村莊開基,完全是依照“八卦”形進行設計建造。難怪,后人將菊徑村稱為“中國最圓的村莊”。

    循著何令通隱身婺源修道的路徑,我去了靈山。當年,他在江灣人江文采資助下建造的碧云庵,早已成了廢墟,留給我的只有蓬勃的茅草與荊棘。不可思議的是,他在靈山修道的四十年里卻為婺源,乃至徽州留下了一個個堪輿“杰作”。比如:婺源江灣、濟溪,安徽宏村等,都是他卜居與規劃的。時光,可以流逝掉許多事與物。而行走在這些村莊,我依然能夠看到青山依舊,碧水長流,依然能夠在粉墻黛瓦間感受到理想家園的溫暖。

    詹盛從廬源走進青山環抱的慶源,“見其宅幽勢阻,外隘中寬,不減太行之盤谷、武陵之桃源,乃慨然曰:真隱者之所居也。于是,舍廬故址,于唐廣德年間遂謀卜筑而徙居之,因號其地曰小桃源。厥后子孫日以蕃衍,基業富饒,遂世居之。”(《慶源詹氏宗譜》)

    那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事了。

    慶源村不僅講究風水擇地,規劃建設還擇山選水。最初,桃溪的河道是在村莊西面山腳的,而慶源村是個船形的村落,水從“船”邊過,就意味著“船”已在河岸上擱淺了。

    擱淺了的村莊,還能有多大的發展?

    破解擱淺的辦法就是人工改道,讓河道從村中“破肚”而過,這樣,溪水始終從“船底”流過,村莊就不會擱淺了。即便有再大的水,只會讓船行得更遠。事關人丁興旺、村莊發展的大事,村里人誰敢怠慢呢?

    而那棵作桅桿的銀杏,也就是當時種下的。有了這樣的桅桿,船形的慶源村能不揚帆遠航興旺發達嗎?明代翰林大學士詹養純、武將詹天表、清代進士詹軫光,以及有譜可查的撫臺、知府上十人。民國時期,村里還走出了兩位馳名中外的富商巨賈:詹福熙在上海壟斷上海照相器材市場,成為滬上大亨;詹勵吾在中緬公路開鑿之際,壟斷了生活、建材物資的供應,他為向母親盡孝道,耗巨資在村里建造了中西合璧的“百壽館”——敬慎堂……

    秋分過后,我瞇著眼坐在慶源水街的路亭里,陽光從高聳的千年銀杏濾下來,恍惚,迷離,投在潺潺的溪水里,宛如幻境。

    類似慶源村的船形村落,還有王氏卜居在思口的漳村,全村有八大石缸,卻沒有一口水井。船形的村落忌諱挖井,一旦挖井就寓意村運漏了。而船形的漳村,揚帆的桅桿是村中的香樟樹。

    漳村宛如風燭殘年的祠堂,始終銜接著村中王姓宗族的記憶。南宋末年,自王壽泗從浙源卜居漳村,先后出仕三十多位,有十位文士著作傳世。其中,乾隆時官至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的王友亮,給村莊增添了神秘的傳奇色彩,他有《雙佩齋文集》《駢體文》等十三卷著作,并收入《四庫全書》。而錄自漳村王氏宗祠的聯文——“經濟文章,曾幸廣鄉崇世祀;孝友信義,早從大宋著芳聲”——應是漳村歷史文化的最好注腳。

    古時,“建立村莊之際,乃依堪輿家之言,擇最吉星纏之下而筑之,謂可永世和順也。”婺源人朱熹如是說。

    有業內人士曾對《中國風水》一書作過統計,明清時期有風水名家二十六人,婺源籍就占了九人。其中,游朝宗、游克敬、江仕從等不僅名聲在外,婺源許多村落的卜居他們也功不可沒。

    事實亦是如此。

    在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先人選址建村,主要就是選山擇水。首選的地方必然依山傍水,或者是面水臨山,有了山有了水,村莊就有了來龍與去脈。風水的核心思想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而婺源人從選址到建村都把風水貫穿了活動的各個過程,因而趨吉避兇也就成了人們“卜居”的終極目標。

    風水學中“山厚人肥,山瘦人饑;山清人秀,山濁人迷;山駐人寧,山走人離;山勇人勇,山縮人癡;山順人孝,山逆人虧”等對山形吉兇的評判,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選址標準。而對水的選擇,除了有財富的象征意義之外,想必是出于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

    往往,在婺源每一個聚族而居的村莊,譜牒上都記載有他們始祖卜居吉地而后家族興旺的過程。比如據《婺南云川王氏世譜》記載:唐季,始祖太中大夫王云“視此地山柔而秀,水深而長,氣象風土有非尋常者比,因卜居焉”。又如《清華胡氏統譜》中記述:唐文德元年(888)夏,始祖散騎常侍胡學“侍父曈公游婺源通靈(元)觀炷香,道經清華,見其地址清溪外抱,形若環璧,群峰疊起,勢嶂參天,曰:住此,后世子孫必有興者。遂由古歙黃(篁)墩而徙居焉”。再如江灣汪口“背負龍脈鎮山為屏,左右砂山秀色可餐,前置朝案呼應相隨,正面臨水環抱多情,南向而立富貴大吉”。(《汪口村志》)還有,紫陽鎮符竹村是唐末時歙縣篁墩的鄭思敬建村,因“地勢低洼狹長,遠望如竹筏浮于水面”。含義永不沉沒,后改名符祝村。而大唐后裔李德鸞,他在嚴田村“占得從田之簽,以嚴治家”。高砂鄉的星堂村,則是宋代進士胡仲君故里,“觀其山,云峰峙其南,星峰峙其北;觀基水,自北而南過圍墻由東而出,可謂山環水復”。

    婺源的村落水口,一直被人們看成關系到村莊人丁興衰、聚散的場地,講究“天門地戶”,村門“天門”(來水方向)要打得開,村口“地戶”(去水方向)要閉得緊。江灣村“得水為上”,不僅山環水繞,村前有大河,還筑有水壩鎖住水口,用水圳引水入村。村前蜿蜒的河流,寬闊的水壩,以及“明圳粼粼門前過,暗圳潺潺堂下流”的圳渠,共同組成了江灣村的水系網。龍山村則“水口兩邊山來朝對,左夾右拱,蔥蔥郁郁,宛若龍焉”。(《龍山程氏新軒公之譜》)清華上堡村胡姓在建村時選“村在小溪北崖,背山面水,據險筑堡而自固”。溪頭村先人為建設水口,不僅栽樹,還以一萬石糧食的巨資,在村口人工堆成一個舟狀土石洲阜,宛如山崗,以至在水口形成了山回水轉的“羅星”景觀。考水村“水口兩山對峙,澗水環匝村境……筑堤數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仁里明經胡氏支譜》)

    從族譜和有關記載可以看出,婺源古村落在風水理論的影響下,以“卜居”為手段,并通過村落依山傍水的形態,期許實現“人丁興旺、富祿永綿”的目的。

    卜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它融入、滲透,還有積淀的,無疑是人們心理層面的審美文化取向,以及崇尚自然的環境觀。背山面水,三面環水,以及人工布局,構成了婺源村落選址的主要形式,而背后“不僅融入了‘天人合一’的環境觀與根深蒂固的宗族觀,還融入徽文化的精髓,從而形成了婺源村落多樣而又統一的自然環境空間模式”。

    婺源古村落的遺存眾多,在“徽州六邑”堪稱代表。每一個村莊,都是先祖卜居之后,那些走上仕途又告老還鄉的“鄉紳”,以及“服賈四方”的茶商木商不斷建設的結果。山環水繞,滿目青翠,沿著蜿蜒的青石板路,走進小橋流水人家,是雞鳴犬吠,是濃厚的徽語方言與婺源地域物語的交織,那里生發與呈現的,依然是我們心目中理想家園的樣子。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如詩如畫的婺源鄉村,處處呈現山、水、橋、村、樹的布局,形成了小橋流水人家與田園牧歌式意境。婺源村莊的“卜居”,既是地域文化和民間風俗相融的烙印,更是婺源先人崇尚自然師法自然的認識與表達。

    2018年12月28日 04 版

    責編:車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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