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為實現鄉村穩定，許多地方更多強調屬地管理，全能政府的色彩較為濃重。新時代里，中央提出要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全面轉型。相比城市，鄉村基礎薄弱、環境復雜，對此，不少地區存有疑慮：鄉村治理就像個大籮筐，啥都能往里裝，看似載體到處有，可真正有效的抓手在哪里？

　　一直以來，浙江農民收入領跑全國，農村經濟風生水起，如何解決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眾多新問題？記者采訪發現，浙江通過借賢，讓新鄉賢逐漸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再通過借勢，讓“楓橋經驗”“后陳經驗”“兩山論斷”等歷久彌新，發揮更大價值，最后通過借網，運用信息技術完善基層治理的數字革新，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在前期實踐中，“三借”已開始凸顯成效。

　　借賢：新鄉賢漸成主角

　　G20杭州峰會指定用茶“縉云黃茶”，來自三溪；村里所產的礦泉水，入駐美國芝加哥航空頭等艙；幾年間，“麗水市最美鄉村”“浙江十大美麗鄉村”“全國民主法治村”等一連串榮譽接踵而至……一無耕地、二無特色產業、三無財政撥款的三溪村，“逆襲”成了縉云縣的明星村。

　　要問有啥奧秘？三溪村黨委書記吳明軍答：全靠黨建，不等不靠，仰仗鄉賢。三溪四面環山，過去為求生存，許多村民外出打工，吳明軍也是其中之一。從事建材生意的他，年入百萬，正當事業風生水起，卻回鄉當起了村書記。

　　吳明軍深知“走出去”的鄉賢個個都是能人，于是抓牢這支隊伍不放，專門成立了鄉村文明促進會，不僅籌資，還籌智、籌服務、籌治理，將鄉賢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他帶領下，許多鄉賢投身家鄉建設：7位一同長大的姐妹相約在村里義務種植玉蘭花，有了“玉蘭七姐妹”之稱；在上海經營服裝生意的吳耀東，被聘為鄉賢調解員后，經常自掏路費回村調解。

　　在麗水，只要品行好、有聲望、有影響、有能力，又熱衷公益事業、熱心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管是本地人士，還是新麗水人，一概被視作“新鄉賢”。2018年5月，市委專門出臺工作意見，要求各地組建各種載體，讓更多新鄉賢參與社會治理、引領鄉風文明等。

　　嘉興下轄的桐鄉市，早在2013年，就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為手段，開展社會治理創新實踐。當時，高橋街道的越豐村一馬當先，相繼成立道德評判團、法律服務團、百事服務團三個平臺，并發展百姓議事會、鄉賢參事會兩個載體，探索“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良好社會治理格局。

　　在這些平臺和載體中，既有常住村民，也有黨員代表、村民代表、道德模范代表等，還有老干部、復退軍人、企業家、教育科研人員等，大家發揮自身優勢，各盡其能。

　　桐鄉的做法很快被推廣至全省各地。如今，“鄉賢文化”在浙江蔚然成風，新鄉賢這支不領薪水的編外隊伍，往往源于群眾，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群眾威望，對政策法規和群眾呼聲兩頭吃透，處理事情既合情又合法，使大量發展中的棘手問題得以順利解決，成了鄉村治理的新主角。

　　借勢：“老經驗”歷久彌新

　　“這么多年來，就沒有發生過一起上訪事件，矛盾不出村，早早就地化解?！闭f起這事，駱根土滿臉自豪，“在咱們村，有法可循的依法辦，無法可循的，就由村民商量干?！?/p>

　　駱根土是諸暨市楓橋鎮楓源村的村委會主任。在全鎮，所有村、社區都建立了自己的村規民約，事情一起干，好壞大家議。大伙遇到問題、發生糾紛，不是先急著投訴、舉報、上法院，而是找到楊光照的“老楊調解中心”評評理。

　　自2010年以來，該中心累計調解矛盾糾紛1700余起，群眾百分百滿意。

　　上世紀60年代初，依靠發動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堅持矛盾不上交，實現了“捕人少，治安好”，“楓橋經驗”由此誕生。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楓橋經驗”并未褪色，反而內涵更為豐富：正從過去單純的化解矛盾糾紛、維護治安穩定，拓展到防范化解各領域的安全風險，成為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平安和諧的重要法寶。

　　同樣歷久彌新，還有來自武義縣的“后陳經驗”。2004年6月18日，后陳村建立全國首個村務監督委員會，此后，這項“治村之計”上升為“治國之策”。15年來，“后陳經驗”蘊含的改革火種成燎原之勢，不斷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后陳也一直保持著村干部“零違紀”、村民上訪“零記錄”、工程“零投訴”、不合規支出“零入賬”的記錄，村集體經濟增長了41倍，村民人均收入翻了兩番。

　　在浙江鄉村，不是就治理談治理，而是與經濟發展充分結合、相輔相成。一方面，村莊善治為產業興旺提供優良環境，另一方面，錢袋子鼓了以后，又倒逼治理能力的提升。在這方面，最值得稱道的就是安吉縣的“余村經驗”。

　　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余村調研時，首次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余村走出一條綠色發展之路，依托土地、礦山、竹林等集體資產，村里成立“兩山”旅游公司，集體經濟收入和村民人均收入分別由2005年的91萬元、8732元，增加到2017年的410萬元、41358元。

　　村莊富裕后，余村為村民提供普惠的托底公共服務，實現勞動就業、衛生服務、養老保險等13項公共服務全覆蓋。如今，大到項目建設資金支出憑證，小到購買辦公用品原始票據，村民在家里通過電視機就可隨時查看，但凡遇到重大決策，村里也有一套廣泛參與的民主制度。

　　借網：提高治理效率

　　龍游縣東華街道的張王村，曾是個遠近聞名的“上訪村”，但2018年竟一舉摘得“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集體”，三年內，從未發生過一起上訪事件。說到這事，還得歸功于村黨支部書記袁平華。為了化解矛盾，這個只有初中文化的“外村人”，專門設計出一個信息管理平臺。

　　袁平華有著多年的協警經歷，調解矛盾自有一套，但自從被選為黨支部書記后，他就發現，之所以干群關系會緊張，主要癥結還在于村里的財務、事務不夠公開。能不能把這些都搬到網上？袁平華把設想告訴了一位做編程的朋友。

　　沒想到，這一設想還真成了現實。3個月后，張王村的村級事務信息管理平臺正式上線，袁平華將其取名“村情通”。這下好了，民政、婦聯、殘聯、團委等各條線的扶助項目都上了平臺，村民可用手機在線申請，誰家有補貼，誰家沒補貼，一目了然。

　　張王村的做法很快引起了縣里的高度重視。2017年開始，龍游向全縣推廣“龍游通”，形成黨建、平安、管理、服務、信用等五大體系，覆蓋全縣262個建制村，農村群眾關注超過20萬人，占全縣農村人口七成多。

　　“村情通”之所以能夠從草根創新，一躍成為便民“神器”，根本原因還在于順應新時代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的鮮明導向，這也符合浙江所大力推行的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建設要求。

　　2016年底，為了讓更多資源向鄉鎮傾斜、向村級延伸，使職權、力量等圍著問題轉、貼牢一線干，浙江對鄉鎮（街道）和部門派駐機構承擔的職能相近、職責交叉和協作密切的日常管理服務事務進行整合，形成綜治工作、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4個功能性工作平臺，并將這項工作納入“最多跑一次”改革整體推進，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讓百姓辦事更方便。

　　與此同時，浙江又整合優化原有網格，通過嫁接信息技術手段，接入平安建設信息系統網、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系統和綜治視聯網等，讓這些網充當數據庫、瞭望臺和調度室，大大縮短了信息收集上報和任務指令下達的時間，使得每個事件都能實現可跟蹤、可督辦、可追責。

　　記者了解到，目前，浙江正繼續加快推進數據共享應用，實現從“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跑”，打造面向未來的“智慧政府”。根據省委、省政府制訂的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行動計劃，今后五年內，浙江還將打造一萬個善治示范村，推動“三治融合”模式向縱深發展，變“盆景”為“風景”，聚“風景”為“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