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困于窮，冀以小康”，中華民族追求了幾千年的夢想即將成真。

　　作為人口第一大國，中國一直在創造世界減貧史上的奇跡。世界銀行前行長金墉評價稱，中國解決了8億人口的貧困問題，“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故事之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把脫貧攻堅作為第一民生工程不斷提速加碼，已實現8000多萬人口穩定脫貧，每年減貧人口在1000萬人以上。要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貧困縣全部摘帽的目標，2019年無疑是關鍵之年。

　　不久前，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常委會專題調研組公布了關于脫貧攻堅工作情況的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認為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決定性進展，也進入了攻城拔寨的沖刺期，剩下的都是“貧中之貧、難中之難”。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表示，現有貧困大都是自然條件差、經濟基礎弱、貧困程度深的地區和群眾，是越來越難啃的硬骨頭。

　　每年的全國兩會是釋放中國減貧信心和決心的重要窗口，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和委員紛紛建言獻策，聚焦深度貧困地區、特殊困難群體和影響“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的突出問題，采取超常規舉措，拿出過硬辦法，精準發力、真正拔掉“窮根”。

　　脫貧關鍵時期要“咬緊牙關”

　　身患殘疾的江蘇揚州寶應魯垛鎮村民吳學年，因為跟著莫師傅學刺繡，終于甩掉了多年吃低保的困難戶“帽子”。

　　莫師傅是全國人大代表莫元花，她帶著三千繡娘用小小繡花針走上了脫貧致富之路，產品遠銷美國、日本、俄羅斯、澳大利亞等20多個國家，銷售產值達3億元。

　　今年，她把一幅特別的刺繡作品帶到了北京，這是她的徒弟們完成的作品，名為“我和我的祖國”。身在農村，她深知殘疾人謀生的難處，“沒有生活技能，很難走出貧困”。在2018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要加大精準脫貧力度”的話讓她有所觸動，回去以后與當地殘聯一起成立了殘疾人刺繡工作室，“學會一門手藝，是精準脫貧的一個辦法”。

　　如今吳學年在家刺繡，還能照顧兩個孩子，一年收入五萬多元，家里也建了新房。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常委會的報告顯示，2018年，全國有1386萬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2018年年末，全國農村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計下降8.5個百分點。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武維華在報告中提到，近年來，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年均增長20%以上，2018年達到1061億元；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年均增長30%以上，省市縣財政專項扶貧資金2018年已超過1000億元。

　　然而脫貧攻堅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薄弱環節。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還有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還有約400個貧困縣、近3萬個貧困村。在尚未脫貧的人口中，長期患病者、殘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難群體和自身發展動力不足的貧困人口占比較高。

　　河南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因病、因殘致貧占比超過72%，無勞動能力者占47%，65歲以上老人占26%。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貧困發生率高達38.14%，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發展滯后，行路難、吃水難、用電難等問題尚未得到徹底解決。

　　“可以說，現在到了任務最重、也是最艱難的時期。”全國人大代表、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趙皖平從事扶貧工作20多年，在他看來，“好摘的果子已經摘完”。一方面，截止到2018年年底，未脫貧的貧困戶大多是老弱病殘貧困戶，脫貧路徑狹小；另一方面，部分已脫貧戶根基不牢，一遇風吹草動，經不起波浪和折騰，返貧致貧風險比較高。

　　隨著脫貧攻堅逐步向縱深推進，深度貧困問題凸顯，攻堅難度遞增，他認為，脫貧關鍵時期要咬緊牙關，“有的人覺得現在可以悠著點兒干，其實越到這個時候越容易滑坡”。

　　趙皖平說：“以安徽為例，按照任務計劃，去年第一批已摘帽的貧困縣4個，2019年要完成18個縣，2020年9個縣。僅從數字來看，今年的任務和壓力也是最重的。”

　　力戒“表格扶貧”等形式主義

　　“我在基層調研時看到，幾乎每一個貧困戶的脫貧材料就有一尺多厚。”趙皖平舉起手比畫著說，“表格扶貧”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現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層扶貧干部有時要應對各種檢查、填寫各種表格。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鄧秀新在調研中也發現了這一現象，有一個村光打印脫貧材料就用了65公斤A4紙，每家都有一個卷宗，每個卷宗有幾十頁紙。

　　一些基層扶貧干部向趙皖平訴苦說，自己干得很苦，卻在第三方滿意率評估上失了分。不少代表委員也在調研中發現，一些第三方評估機構對農村和基層情況不熟悉，但他們打分的結果可能會決定某個基層干部的命運。趙皖平認為，應該對扶貧干部多一些理解，“他們奮戰在扶貧第一線，應該給他們更多理解和激勵”。

　　趙皖平在今年提交的“關于構建防范返貧長效機制保障脫貧攻堅成果的建議”中提到，要注意一些貧困戶享受政策扶持后，自我發展動力不足、不愿脫貧摘帽的問題，要在扶貧政策設計上給予區分，“扶貧不是養懶漢，要從制度上給予激勵”。

　　扶智扶技讓貧困戶獲得自我造血能力

　　趙皖平認為，如今扶貧攻堅已經進入2.0時代，“不能停留在只是簡單地捐款捐物，而是要通過產業扶貧等方式，讓貧困戶走出依賴，生成自我造血能力，可以持續奔跑”。

　　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注意到，一些農村地區農產品資源豐富，但多是小農經濟，自己生產和加工，農產品生產過程中存在規模、成本、效率和質量等問題。

　　張近東建議，政府應針對性地出臺對銷售貧困地區特色產品的鼓勵政策，讓政府、電商、農戶三方聯動，著力加強教育扶貧、產業扶貧的力度，推動農業產業化、農品品牌化、農人專業化，進一步完善長效扶貧機制，鞏固脫貧成果。

　　“這其中，農戶起著關鍵作用，（他們）需要有技能、經驗和知識，因此農人專業化是基礎。”張近東建議政府出臺政策，鼓勵院校、專業機構與電商企業合作，在農人培訓、實訓方面下更大力氣，以更多的教育資源為農村貧困人口賦能，培養脫貧技能，激發內生動力。

　　當下，中國脫貧攻堅正進入脫貧任務全面完成的決勝期、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融合期、歷史機遇與矛盾挑戰的并存期，趙皖平建議發揮“三期融合”的政策疊加效應。他認為必須盤活貧困地區的人才存量，鼓勵當地培養出一批專業帶頭人、農業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現在鄉村振興已經吸引了不少“農二代”回來建設家鄉，“（要）發掘出一批優秀的致富領頭人，給當地老百姓帶去必勝的信心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