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疫情，考驗我們基層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水平。”“看看我們在基層治理方面有哪些成績可以總結，鞏固提高，還有哪些不足需要完善。”5月24日，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湖北代表團審議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就加強基層治理提出要求。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國基層治理能力在實戰中得到砥礪檢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治理能力的強大優勢充分彰顯。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該如何加強和創新基層治理？代表委員對此展開了熱烈討論。

　　突出黨建引領，建強基層治理“橋頭堡”

　　拉網式摸排、監測追蹤、出入登記……疫情來襲，各地基層黨組織在黨中央的號召下，紛紛站出來，帶領黨員群眾眾志成城，打響了一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無處不在的“組織”身影，讓身處疫情防控主戰場的全國政協委員、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院長胡豫由衷地感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場史詩級的‘戰疫’必將載入史冊！”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作為黨聯系廣大群眾的紐帶，在此次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基層黨組織展現了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市新洲區潘塘街陳玉村黨支部書記張文喜介紹，疫情期間，陳玉村黨支部積極組織黨員、下沉干部、村民扎實防疫網，全村無一例確診及疑似病例。“筑牢抗疫基層基礎，提升基層治理水平，關鍵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黨支部戰斗堡壘作用。”張文喜的心聲，也是代表委員們的共識。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從這次抗擊疫情中可以看得出來，只有平時基層黨組織建設抓到位了，關鍵時刻才能成為‘定海針’‘主心骨’。”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輝縣市張村鄉裴寨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裴春亮表示，新形勢下，各地應堅持問題導向，主動擔當作為，以政治功能和組織力為重點，全面建強基層治理“橋頭堡”。全國人大代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墨玉縣薩依巴格鄉黨委委員、組織干事艾克拜爾·麥提那斯爾自2018年負責全鄉基層黨組織建設工作以來，先后主導參與了3個村軟弱渙散黨組織的整頓提升工作。結合工作，他建議，要建立健全基層黨建工作責任體系，落實好抓黨建工作的責任清單、任務清單、問題清單，進一步夯實筑牢戰斗堡壘。為推動基層黨組織集中精力抓黨建、抓治理、抓服務，不少代表委員還建議，要下放資源和管理權限，賦能街道社區，進一步釋放基層黨組織治理能量。

　　黨員干部是基層治理的關鍵力量。“近年來，城鎮化加快發展，不少社區都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疫情下，這一問題更加凸顯。”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發出這樣的呼吁。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正榮集團董事局主席歐宗榮建議，關心關愛基層社區工作者，要在待遇上做加法，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提高薪酬待遇；拓展職業發展通道，推動社區專職工作者專業化發展。要在負擔上做減法，規范督查檢查考核，使社區工作者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做好本職工作。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梅村鎮霄坑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王建偉建議，針對不同年齡的干部，分類施策，進一步加強農村干部隊伍建設，一方面在待遇上要讓他們有尊嚴、能安心，另一方面，要通過培訓等多舉措提升干部綜合素質和能力。

　　堅持多元共治，畫好社會主體參與“同心圓”

　　從捐款捐物到應急服務，從心理疏導到維持防疫秩序，疫情期間，在黨和政府領導組織下，不少社會組織、企業等社會力量積極投身阻擊戰，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前，社會治理需要解決的問題跨界性、關聯性、復雜性明顯增強，必須讓社會各方面都參與到社會治理中。這是共識，但也面臨問題。代表委員們在調研中發現，“當前，社會主體參與基層治理程度還不高、力量還不足”，“疫情防控過程中的關鍵難題，是基層社會的低組織化及其蘊藏的治理風險。”針對這些問題，他們紛紛建言獻策。

　　“要大力培育各類合格的社會組織。”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胡衛建議，各級政府應當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自身職能轉變，以購買服務等方式扶持社會組織發展。他介紹，上海市婦聯依托社區，每年安排1200萬元專項經費，圍繞家庭建設痛點、難點問題，以購買服務的方式，調動和引導非政府組織參與家庭建設，取得了良好成效。

　　近年來，四川成都市岷江村成為遠近聞名的“桃花源”，一到周末，游客爆滿。全國人大代表、四川成都市溫江區壽安鎮岷江村黨總支書記陶勛花說，村里能實現很好的治理、發展，和村里成立的老年文化協會、愛心互助協會等草根社會組織有很大關系，它們在化解矛盾、加強治理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希望國家出臺相關激勵政策，鼓勵鄉村成立這樣的社會組織，并通過培訓等方式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能力。”

　　“應積極搭建各類平臺，激發各方力量參與社會治理積極性。”全國政協委員、福州市副市長嚴可仕建議，要持續推動社區志愿服務，健全志愿服務工作機制，發揮工、青、婦等群團組織的積極作用，推動社區力量參與志愿服務常態化、制度化。

　　戰疫中，物業公司奮戰在一線，成為基層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全國人大代表、藍光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楊鏗表示，物業企業是基層治理的重要一環，政府應加大投入，將物管公司納入基層治理體系。“這將極大程度上補足基層治理人手不足、解決居民最后100米管理服務等核心痛點。”

　　大數據、云計算等廣泛運用，為黨組織領導下的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撐。代表委員們認為，這一手段應被引入今后的治理體系中來。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建議，政府部門應該加強政策引導，推動智慧社區建設，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為了更好整合治理資源，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政協副主席牛立文建議，加快新基建在社區的建設布局，建設市—區—街道—社區多級聯動的信息化系統，加快實現精準化的治理。

　　匯聚群眾力量，唱響社會治理“大合唱”

　　“疫情防控期間，我和36名‘的哥’‘的姐’一起開展志愿服務，許多網友發朋友圈表揚我們，有的還主動給我們送水送飯。通過這樣的互動，我發現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近了。社會治理離不開黨和政府的統籌協調，也離不開每位公民的積極貢獻。”談起抗疫經歷，全國人大代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呼圖壁縣雷鋒車隊隊長徐濤感慨良多。

　　基層治理離不開群眾參與。近年來，各地著力完善群眾參與基層治理機制，涌現出上海的社區老阿姨、北京的朝陽群眾、深圳的志愿者等一大批志愿服務品牌。疫情期間，像徐濤一樣，在各級黨組織的發動組織下，無數群眾挺身而出，共同筑起了牢不可破的“防護網”。

　　如何更好地發揮群眾的作用？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厲莉建議，要特別重視中年、“輕老年”群體作用的發揮。“這一群體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處世智慧，身心特點以及時間精力都特別適合在社區群眾自治方面發揮作用。”不少代表委員建議，各地要不斷創新方式，積極搭建群眾參與治理的平臺，在組織凝聚群眾上多用力，不斷提升群眾的能動性。

　　“兩會”前，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鎮市珠山區新村街道梨樹園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余梅了卻了一樁心事：社區新增的陽光晾曬點修建完成，居民們不用再發愁無處晾曬衣被了。“疫情防控形勢好轉之后，一些家里陽光不夠充足的低層住戶想在外晾曬受潮衣被，社區原有晾曬點不夠用了。”對此，余梅邀請居民協商，挑選合適的空地修建新晾曬點。社區制定《文明陽光晾曬公約》，請居民擔任志愿者，共同維護社區的美觀整潔，問題迎刃而解。不少代表委員表示，引導群眾參與治理，還需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厲莉建議，要通過完善立法，優化制度設計，創新實踐路徑，提供履職保障，讓群眾自治能夠真正落地。

　　用心用情解決好群眾難題，才會“一呼百應”。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長寧區虹橋社區黨委副書記朱國萍在社區工作已經30年。她說，社區工作者要想讓居民認可，就要時時刻刻關注群眾需求、傾聽群眾聲音。為此，她拆掉了居委會辦公室的門，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自己和班子成員每人每月至少走訪50戶家庭，第一時間了解居民問題。受到社區幫助的居民，主動報名成為了小區的志愿者。在這次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網格化服務管理機制發揮了巨大作用。代表委員表示，要進一步抓好網格化管理，將各類資源力量整合到網格，在解決群眾身邊的問題中加強互動，增強群眾的獲得感和參與度。

　　著眼于進一步加強基層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社區服務功能”等要求。代表委員們表示，黨和國家對基層治理越來越重視，工作力度越來越加大，群眾的幸福基石將會夯得更實，“中國之治”的風景也會更加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