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鄉書寫中，人們的鄉愁，總是系于一個純真而且永遠不變的、只存在于過去的家鄉。但這是一種對故鄉的美好想象，故鄉一直在變化，鄉音也包括在內，這種不斷變化、“讓人不認識”的故鄉，可能才是最真實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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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珠三角核心區的深圳，回到位于粵東的小城河源，并不是一段遙遠的路程。每年春節期間，這段不到200公里的路途，不僅連接著兩座城市，也連接著我們一家人的鄉愁。如此之短的距離，讓鄉愁這個詞顯得有些矯情。我卻常常覺得，自己和家鄉在文化層面上總是若即若離，有所隔膜。

　　坦誠地說，從小學起，我就在深圳長大，即使如此靠近，這段歸鄉的路程也只有在每年過年假期時，伴隨著洶涌的車潮與擁擠的人潮，才會排上我的日程。因此，我對家鄉的記憶大多都是支離破碎的片段。每年春節，我都要經歷這樣一個“周期”——從現代大都市迅速被拋回到平靜的小城，再到鄉村的老家，最后又返回到深圳。每次歸鄉，我都能感受到這幾個地點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能從在車上向窗外張望的地景中看到，在與家鄉朋友的交談中聽到，也會在與親戚的飯桌互動中感覺到。

　　小時候，我對深圳與家鄉差異的感知，無非是繁華程度不同這類表面的東西。然而，隨著我的學習與成長，我對家鄉也有了新的感知。最近幾年，我在返鄉最直接感知到的差異，不是別的，而是語言的差別。河源屬于客家人聚居地區，日常使用的語言是客家話，而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居民來自天南海北，因此日常生活中聽到的基本都是普通話。盡管我從小便在深圳長大，但當我下車踏上家鄉土地那一瞬間，撲面而來的客家話，還是讓人感到萬分熟悉。當充斥在周圍環境的嘈雜聲響都夾雜著客家話的音調與詞匯，與鄉音闊別已久的我，才會猛然意識到自己回到了家鄉。

　　鄉音作為故鄉的標識，并不僅僅在與某一個人的對話中出現，更重要的是，它是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環境聲，哪怕并沒有在與誰說話，不時出現的鄉音也會提醒我，此時正身處家鄉。這與在深圳時截然不同。城市環境中充斥的不同腔調的普通話，當然是多元包容的象征，但總是讓人覺得，自己并不屬于其中的任何一種。許多人在初入大城市時，都需要調整與適應自己的語言使用方式，從家鄉話過渡到普通話，不同的語言使用方式塑造了他們不同的認同，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家鄉的語言總是會讓人想起童年，想起自己歸屬的地方，也正因如此，眾多“返鄉敘事”才會對鄉音與家鄉話如此強調與眷戀。語言是族群與地方認同的重要標志，許多社會學者都指出，語言認同在群體身份建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所謂語言認同，就是指使用某種語言，能讓個人以及群體建立某種自我認同的標準，從而產生歸屬感。家鄉熟悉的語言環境，無疑讓歸鄉的游子回憶并強化了自己作為某種方言使用者的身份，進而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對故鄉與故土的眷戀。

　　有趣的是，今年返鄉時，我發現家鄉的環境里，有越來越多普通話與其他方言開始摻雜其中。我和親戚聊天才了解到，河源這座曾經給我留下“封閉”印象的小城，其實早已和往日不同，走上了開放與發展的高速路。從其他地方來到這里追求發展的人們，自然而然地將他們自己的鄉音帶入了這個曾經只有客家話的小城，而這或許正是在我來到深圳乃至出生之前，曾經在深圳發生過的事情。交談期間，親戚不經意地抱怨了一句：“他們講的話都聽不懂！河源人就該講客家話嘛！”這不禁讓我想到許多返鄉筆記不斷感嘆“故鄉的消逝”，悲鳴越來越多的外來者改變了家鄉的環境，乃至于讓生養自己的地方成了“回不去的家鄉”。盡管這種抱怨顯得有些促狹，但如果家鄉人們說的話不再能夠讓歸鄉者產生熟悉的親切感，又該怎么讓人們發自內心地認同它為故鄉呢？

　　但反過來想，常年負笈游學的我，恐怕沒有資格去抱怨別人“改變”了我的家鄉，當我在我不熟悉的地方求學、打拼的時候，我又何嘗不是在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改變”別人的家鄉呢？家鄉話固然需要保護與發展，但有更多不同的腔調出現，是跨地區交流的一種必然。與現代化相伴的，是人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可以自由地遷移。無論是將自己家鄉的魅力展示給外來者，還是讓外來者為家鄉的繁榮貢獻自己的力量，都算得上是好事。在這個過程中，存續本土文化固然重要，但我們也完全沒必要把外來者當做鄉愁的“敵人”。

　　長期以來，社會上都流行一種典型的返鄉書寫。在這種返鄉書寫中，人們的鄉愁，總是系于一個純真而且永遠不變的、只存在于過去的家鄉。但正如一些評論所指出的，這是一種對故鄉的美好想象，故鄉一直在變化，鄉音也包括在內，這種不斷變化、“讓人不認識”的故鄉，可能才是最真實的家鄉。

　　當然，無論針對的對象是否真實，鄉愁總是難免的。畢竟，鄉愁并非僅僅是對某片土地的眷戀，也是對往昔美好童年時光的懷念，以及在人們遭遇挫折時可以尋求的避風港灣。無論家鄉在哪里，變成了什么樣子，只要有生活，就會有鄉愁。為此，我們記憶中的鄉音永遠會在我們內心深處回響，而我們也不妨對流變的鄉音多一些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