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在正定縣委工作會議上，時任縣委書記習近平作了《在“高、新、實”上下功夫》的講話，提出“今年，縣委、縣政府召開的全局性大型會議要在去年的基數上壓縮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縣直各部門、各單位召開的大型會議要嚴格控制，一般一年不得超過兩次，用于部署年度性工作；一般工作和臨時任務可通過發文、電話通知、深入基層面傳等方式安排部署。”

　　一個個“減”字當頭的數字、一項項具體明確的要求，意在把領導干部、基層干部從“文山會海”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抓大事、抓實事。

　　這樣的“減法”有多重要？美國管理學家弗蘭克吉爾布雷斯被譽為“動作研究之父”，他仔細觀察建筑工人砌磚的每個動作，之后進行分析和研究，把所有不必要的動作一個個地排除掉，就會大大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由此，他提出，“世界上最大的浪費，莫過于動作的浪費”：無效、多余、重復的動作非但毫無用處，反而會浪費工人的時間和精力。只有刪除這種消耗性的無效動作、優化生產流程，才能提高生產效率和工作質量。

　　“去年鎮里的政法委副書記開了280多場會，平均一個工作日超過一個會。鎮里到縣城有兩小時的車程，來回路上就得半天，再加上開會半天，基本上就沒時間干別的工作了。”“政務APP太多了，有時連賬號密碼都弄混了。每天圍著這些APP轉，哪還有時間走村串戶？”當前，基層工作中“痕跡管理”比較普遍，但重“痕”不重“績”、留“跡”不留“心”；檢查考核名目繁多、頻率過高、多頭重復；“文山會海”有所反彈。凡此種種，讓不少基層干部疲于應付、心力交瘁，嚴重影響工作效率、工作質量。

　　馬克思說，“如果形式不是內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沒有任何價值了。”開會、發文、痕跡管理，是落實工作的一種手段，是一種外在的形式，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但一些地方層層召開的會議、無處不在的“留痕”、交叉重復的考核，已經“不是內容的形式”，而是將解決問題的手段當做了目的、將推動工作的載體和形式當做了工作本身，成為一種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時候，它非但“沒有任何價值了”，反而帶來很大的負面作用：看起來“工作很忙、干活很多”，實際上“輪子空轉、工作沒干”。

　　1960年3月，歷城縣委給山東省委報告了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及采取的措施，“縣委及縣委各部門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的七十天當中，共召開了有各公社黨委書記、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一百八十四次。電話會議五十六次，印發文件一千零四十七份，表報五百九十九份……縣、社領導機關和主要負責干部，也多被束縛在辦公室里處理這些文件，應付日常事務，對于上級指示，缺乏認真學習，對于本地情況缺乏調查研究，工作作風陷入簡單化，一般化。”毛澤東同志據此為中央起草指示指出，官僚主義這種壞風氣，“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

　　處處“留痕”也好，重復考核也好，看似新情況，實則老問題，說明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具有頑固性和反復性，時不時就會“春風吹又生”，以隱形、變異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就需要我們既集中整治其突出問題，又時刻緊盯其新表現、新動向，不停地“用掃帚掃一次”。這樣，才能有效刪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衍生的諸多“無效動作”，讓基層干部更好從無謂的事務中解脫出來，將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用于真抓實干、解決問題，推動發展、服務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