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武漢市硚口區駐村扶貧干部談雯麗請了半天假，從黃陂區李家集街六家砦村返回市區，向單位遞交了延遲退休申請書，受疫情影響，她的這份申請書交晚了。“扶貧工作還沒結束，現在還不是退休的時候。”談雯麗告訴長江日報記者。

　　春節前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夫妻倆退掉早已訂好的機票，取消了與女兒全家團聚的計劃。現在談雯麗非常慶幸：“如果因為疫情，走了以后被困在外地，可就耽誤工作了。”

　　疫情期間，祝勤下沉到社區參與防控，談雯麗在自家小區當志愿者。3月23日接到上級返村通知后，談雯麗立即開車出發，大路封了走小路，輾轉3個多小時回到村里，開始了扶貧攻堅關鍵一年的工作。3月25日，談雯麗在村中度過了55歲生日，這是她在這里過的第4個生日。

　　2016年底，談雯麗和丈夫祝勤雙雙下鄉駐村扶貧。夫妻倆在六家砦村老村委會的一間10平方米小房中安家，這一住就是3年，先后幫兩個村的61戶貧困戶甩掉了貧困帽。

　　2019年底，祝勤結束扶貧工作回到原工作崗位，已到退休年齡的談雯麗則決定留在村里繼續干，鞏固扶貧成果。

　　從復式樓搬進集體宿舍 蝸居換來貧困戶安居

　　談雯麗是武漢市第一職業教育中心工會副主席，58歲的丈夫祝勤是硚口區社區教育學院行政校長。2016年12月，他倆作為各自單位派駐的扶貧第一書記，分別來到黃陂區李家集街六家砦村、羅漢寺街鐘崗村，開展精準扶貧工作。

　　雖然夫妻倆從自家復式樓搬進了10平方米的小房，但幾個月后，貧困戶黃菊芳在談雯麗的幫助下，破舊房屋被修繕一新。

　　2012年，黃菊芳的丈夫因病去世，給她留下兩個孩子和一堆債務。黃菊芳患有多種慢性病，孩子還在念書。她家的房子是1997年蓋的，當初為了省錢，把老屋拆了后能用的小瓦片移過來，鋪在屋頂上。過了20年，屋頂上的瓦已破的破、碎的碎，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接水的盆子一擺就是十幾個，但黃菊芳一直沒錢修房。

　　談雯麗入戶走訪，看到黃菊芳家里四處漏雨，樓梯也沒有欄桿，廚房沒有粉刷，紅磚露在外面，破洞漏風，老鼠亂竄。于是她幫黃菊芳申請危房改造，經村委會商討、村民代表大會評定，2017年3月，黃菊芳家開始整修，談雯麗全程監理。

　　兩個月后，黃菊芳回到整修一新的家都不敢認了：屋頂換上了結實的紅瓦片，屋里粉刷一新，廚房全新裝修，還做好了整體櫥柜。黃菊芳只要提起談雯麗，就連聲說：“多虧了她，我們母子才能住得這樣好。”

　　“晚上睡覺時，老鼠就在天花板上咚咚地跑來跑去。”當長江日報記者走進談雯麗和祝勤住了3年的“家”，祝勤指著塑料扣板笑著說。這是一個由老村委會改建的集體宿舍，狹小空間里擠著3件家具：一個辦公用的電腦桌、一張雙人床和一個折疊衣櫥。窗戶正對著村里的一個廁所。

　　就是住在這里的3年，夫妻倆共幫助兩個村的20個貧困戶申請了危房改造，用自己的蝸居換來貧困家庭的安居，他們在漢口的家被水淹了卻顧不上管。

　　那是黃菊芳家改造竣工兩個月后，武漢下了一場暴雨。談雯麗的家在頂樓，由于陽臺排水溝被堵，雨水傾瀉倒灌進家中，把家里全淹了。他們雙雙駐村，已有半年多不在家，直到樓下住戶發現后，才通知他們，夫妻倆找個雙休日回了一趟家，心疼地找人把全屋地板撬了重裝。

　　八旬老父支持“夫妻檔” 散步聊出月嫂培訓班

　　長年駐村，顧不了家，單位一般不會安排夫妻倆都去扶貧，談雯麗和祝勤為什么例外？談雯麗瞅了一眼祝勤：“這要問他。”

　　祝勤爽快地講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比妻子早駐村半個月，來到羅漢寺街鐘崗村的第一周，就感到扶貧工作責任重大，“當時村里有40戶建檔立卡貧困戶，有的因病致貧，有的因學致貧，村委會的房子是土磚砌成的，坐在里面開個會，身上就能落一層薄薄的土”。

　　看著這情景，祝勤特別想幫他們一把，他在電話里把農村的情況說給妻子聽。恰巧，談雯麗的單位當時也要派一名干部到黃陂扶貧。祝勤聽說后就游說：“干脆你也來，我們一起扶貧。”他還專門帶著談雯麗到村里轉了一圈，“你看，我們在這里能做很多實事，可以有所作為。”

　　談雯麗是上海人，從小就生活在城市，聽了丈夫的話動心了，也想到農村新天地里闖一闖。“可我倆都下鄉了，家里老人怎么辦？”談雯麗有些猶豫，他們的女兒已經成家，但家里還有80多歲的老父母，她放心不下。

　　“扶貧是一件大好事，你們都愿意干，那就去吧，不用擔心我們。”談雯麗的父親談志欽是一名老黨員，知道女兒女婿的想法后，當即表示支持。談雯麗跟妹妹商量好，請她照顧父母，隨后向單位提交了駐村扶貧申請。

　　兩個村相距大約16公里，組織上為了照顧他們夫妻倆，讓他們一起住在六家砦村的集體宿舍，祝勤每天開著私家車“上下班”。

　　從此，這對夫妻和其他扶貧干部一起過上了集體生活，祝勤還成了扶貧工作隊食堂的兼職廚師。駐村3年多，談雯麗已經能說一口純正的黃陂話。

　　每天吃完晚飯，夫妻倆都要圍著村子一邊散步，一邊想點子，討論怎么幫村民脫貧。他倆搭檔開辦的月嫂培訓班，就是在散步中商量出來的。

　　他們發現農村里的留守婦女很多，何不讓她們學習一技之長，方便以后再就業。談雯麗了解到，月嫂行業用工需求大，工資較高，能不能對留守婦女進行月嫂培訓？“好點子！”夫妻倆說干就干，祝勤四處拉贊助、找老師，準備在兩個村里開辦免費月嫂培訓班。

　　“免費？哄人的吧。”“月嫂證不好拿。”村民議論紛紛，心存疑慮。培訓班開課了，李家集街和羅漢寺街的幾個村有49人參加了首期免費培訓，最后有43人拿到高級育嬰師資格證，村子里沸騰了，“原來是真的！”接下來的第二期培訓班，又有72位留守婦女考到了證書。如今，有的“金牌”月嫂已月入7000元。

　　“你沒法照顧你父親，卻總來看望我”

　　87歲的五保戶余蘭橋，經常會從自家菜園里采摘一袋蔬菜，掛在談雯麗房間的門把手上。他們不收，余蘭橋會急眼。

　　余蘭橋是談雯麗駐村后第一個走訪的貧困戶。他和談雯麗的父親同齡，談雯麗隔三岔五就去幫他收拾家務，送去水果和牛奶。“你爸爸好嗎？你都沒法照顧他，卻總是來看我。”好幾次，余蘭橋抹著眼淚說。

　　談雯麗把這件事講給父親聽。有一天，父親買了一雙新鞋，也給余蘭橋買了一雙，讓談雯麗捎給余蘭橋。談雯麗給余蘭橋穿上時，余蘭橋開心不已。

　　“別擔心，你只管好好學習，剩下的我們來想辦法。”這是貧困生余妮第一次見到談雯麗時，談雯麗對她說的話。

　　余妮的父親患有殘疾，靠打零工賺錢，母親在家侍弄田地，弟弟余聰也因殘疾輟學在家。

　　談雯麗與丈夫祝勤經常一起到余家走訪，一邊鼓勵余妮繼續讀書，一邊為她家爭取相應的教育補助。談雯麗打聽到黃陂有一家特殊教育學校，可免除所有學費，便立即幫忙聯系，讓余聰入校。余妮的學費也按政策得到減免。2017年，余家成功摘掉了“貧困戶”的帽子。

　　雖然余家已成功脫貧，但談雯麗仍經常去走訪。一年后，余妮參加高考，首先把分數告訴了談雯麗，請她幫忙參考填報大學志愿。

　　但一年6000多元的大學學費和住宿費又成了難題，他們差點要打退堂鼓。“學校每年會有助學金，教育局每年還會發教育補助，學費不用擔心。”談雯麗又上門做工作。

　　“很多事情談老師比我媽媽還了解我！”余妮說。談雯麗像教自己女兒一樣教她如何適應大學生活，余妮競選上了學生會干部，還在課余時間勤工儉學，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

　　2017年12月，六家砦村21戶貧困戶全部脫貧。2018年12月，鐘崗村40戶貧困戶也全部脫貧。“不過我還是鐘崗村的扶貧顧問，只要有空就會去村里幫忙。”已返回原工作崗位的祝勤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