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陰縣觀音河鎮水田村“三線”人員在調解鄰里糾紛。資料圖

　　“以前一個禮拜就解決1件事，村干部可能還要花費好大的精力。現在一個禮拜能解決3-5件事，我們的辦事效率不僅大大提高了，還能騰出精力辦大事抓發展。”陜西省漢陰縣洞河村黨支部書記劉修勇在這一崗位上已經干了15年，提起現在的變化他感慨地說。

　　劉修勇所說的“變化”是近年來漢陰縣采用“三線兩化一平臺”鄉村治理模式帶來的基層治理新面貌。所謂的“三線兩化一平臺”，即是黨員聯系群眾、人大代表聯系選民、中心戶長聯系居民，服務精細化、管理網格化以及村民自治平臺，簡稱“321模式”。該鄉村治理模式開啟了漢陰縣在基層社會治理方面的新格局，盤活了“一盤棋”，也因此促進了基層各項工作都步入了快車道。

　　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

　　漢陰縣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地處陜西省南部、秦巴山區腹地，全縣轄10鎮、141個行政村，總人口31.3萬。就是這樣一個人口相對較多的貧困縣，全縣基層干部加起來也不過1300人。

　　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社會治理工作變得內容更加豐富、對象更加復雜、任務更加繁重。怎樣將數量有限的基層干部和數額有限的管理經費有效利用，讓基層干部隊伍建設與社會治理繁重任務相適應，使群眾工作方法與新時期社會治理目標要求相適應，拉近干部與群眾的差距，這成為擺在漢陰縣面前的一大問題。

　　通過走訪調研，該縣找準切入口，以聯系服務群眾力量不足、群眾參與和自治水平不高等問題為突破口，2014年開始試點“321基層社會治理模式”。

　　漢陰縣選擇基礎較好的雙乳鎮作為試點，率先開始探索農村基層治理新模式。雙乳鎮通過廣泛動員普通黨員、人大代表、能人賢士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逐步形成了聯系群眾的“三線”工作法：鎮黨委聯系村黨支部，村黨支部聯系黨員，黨員聯系群眾，為一條線；鎮人大主席團代表小組，代表小組抓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聯系選民，為一條線；鎮政府聯系村委會，村委會聯系中心戶長，中心戶長聯系村民，為一條線。通過這樣縱向延伸到底，逐級抓落實，從而鞏固了鄉村治理和農村社會發展最根本、最基礎、最穩固的力量，也從人員整合配置上破解了聯系群眾、服務群眾等覆蓋不到位的難題。

　　在“三線”聯系群眾的基礎上，雙乳鎮根據地形和戶數分布，按片、組、院落分為一、二、三級網格。其中村級為一級網絡；村民小組為二級網絡，二級網絡之下按照20-30戶、60-100人來劃分若干個三級網絡。各網格長由“三線”人員擔任，村黨支部書記任總網格長，村、組干部和黨員、人大代表、中心戶長分別擔任一、二、三級網格長。

　　同時，按照經濟收入、家庭結構等具體情況，對所有住戶進行了一次拉網式的排查，將家庭經濟收入持平和超過全村平均水平且連續三年被評為平安家庭的分為放心戶，將家庭經濟收入低于全村平均水平且近兩年未被評為平安家庭的分為關心戶，將“三留守”人員、殘疾人、貧困戶和有刑滿釋放人員的家庭分為連心戶。并針對這些情況，實行差異化服務，實現對放心戶“在線”服務，對關心戶實行“三線”聯系人定期到戶了解情況、有針對性開展的“一線”服務，和對連心戶實行每戶確定一名“三線”聯系人、實行一對一抓幫扶的“熱線”服務。由此織成一張全覆蓋的公共管理服務網，從而做到管理網格化、服務精細化，實現“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

　　2016年，漢陰縣全面推行“321鄉村治理模式”，構建起了密切聯系群眾的長效機制，大大提升了農村社會治理水平，社會經濟得到長足發展。

　　同年7月，漢陰縣在總結雙乳鎮的“三線兩化”實踐基礎上，增加了以村級黨組織為核心的“自治平臺”，并出臺《關于全面推行“三線兩化一平臺”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完善了這一體系。

　　2017年，在全國鄉村治理和農村社會發展工作座談會上，有專家評價說，漢陰縣的“321鄉村治理模式”體現了三個關鍵詞，一是整合了不同的治理資源，包括黨委、政府、人大和一些社會經濟組織；二是有效把現代化理念和傳統手段相結合；三是和精準扶貧一樣，做到了精細化。

　　干群齊參與“獨奏”變“協奏”

　　漢陰縣城關鎮中壩村是一個人口大村，全村常住人口7000多人，加上外來人口近9000人，而村干部只有7人。“人口多干部少，又處于城鄉接合部，而農村最難做的工作，是征地、拆房子和‘挖人祖墳’，最容易造成社會不穩定。如果就靠那幾個村干部，想要擺平這些事，太難了。”村支書張代權告訴記者。

　　當初，要修建平澗一級公路，其中有1.8公里要通過中壩村，村上公布了拆遷安置方案，但拆遷群眾完全不予理會。三組的中心戶長張忍江主動站出來去做工作，他從和自己關系好的泥水匠李世平入手，給李世平講清誰先拆可享受先選安置位置的優惠政策，成功動員他帶頭搬遷。就這樣，李世平家一帶頭，一戶帶一戶，一周之內32戶全部搬遷完。這兩年，村里類似這樣的重點項目還有四五個，共征地358畝、拆遷67戶、遷墳135棺，涉及幾百戶人家。因為有了網格化、精細化的管理，在眾多的網格長細致耐心地工作下，事情都得到了很好地解決。

　　“矛盾糾紛有大有小，對于小矛盾，‘三線’人員就及時調解了；大一點的，我們二級網格長、一級網格長先后上，調解不了的由村人民調解委員會上手，基本保證矛盾不出村。”張代權介紹說，“今年以來，我們調解了65起矛盾糾紛，最大的一起涉及賠償金額50多萬元；有一起還是跨鎮的，我們把平梁鎮興河村支部書記請到我們村上一起調解的，基礎工作就是我們中心戶長做的。”

　　為了充分調動“三線”人員的積極性，進一步提高其辦事效率，漢陰縣一方面利用每周三的黨員活動日，培訓網格長和三線人員，講法律知識、調解矛盾方法、責任意識；另一方面，將中心戶長報酬與考核掛鉤，兌現矛盾糾紛一案一補，對工作突出者予以隆重表彰。

　　“以前是干部說、群眾聽，干部干、群眾看；現在是干部、群眾都能有效地參與其中。我們就是希望通過村民自治這樣一個平臺，培養群眾的自治能力，從而實現群眾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發展。”漢陰縣政法委副書記、綜治辦主任唐繼虎說。

　　變事倍功半為事半功倍

　　雙乳鎮三同村，村里共有住戶687戶，人口2868人，有鎮村干部12人。在推行“321模式”之前，平均每人聯系服務戶數為57戶，平均聯系服務人數239人。有限的干部人數無法實現聯系服務群眾全覆蓋。而在“321模式”推行之后，隨著對干部隊伍的挖潛，三同村的鎮村干部人數增至67人，平均每人聯系服務戶數10戶，平均聯系服務人數42人，基本保障了有人員、有精力、有時間，實現聯系服務群眾全覆蓋。曾經是群眾辦事“鞋跑爛，腿跑斷，事難辦”，變成現在是“群眾動嘴，干部跑腿，干群魚水”。

　　2018年11月4日，中壩村村民楊秀娥的丈夫在工地務工時不慎掉進電梯井不幸遇難，村里的一級網格長劉幫勇和二級網格長張本安分別找到工地負責人做工作。兩天后，楊秀娥和工地負責人達成協議并完成賠付。楊秀娥說，若走司法程序，不知道猴年馬月才有結果，就是判了能不能真拿到錢還兩說。

　　“普通黨員和人大代表就是群眾身邊的人，說話有時比干部還管用些，我們村上的發展，多虧他們（網格長）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扯皮的事少了，大家可以把精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上，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長期堅持下去，我們的民風民俗、發展環境都會越來越好，群眾滿意度也會越來越高。”雙乳村村主任況小向說。

　　“321模式”在平梁鎮太行村推行以來，村里各種矛盾急劇減少，村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產業發展上。現在村里建設有老古樹茶1000畝、油茶園1000畝、花椒2000畝、油牡丹500畝，養殖肉牛700頭。曾經的貧困村，如今已是“山上茶園山下花，幽林深處品農家”。在不久的將來，“住新型社區、聞玫瑰花香、游龍頭神廟、食農家土菜、沐太行天池、品老樹綠茶”，集“吃、喝、玩、樂、購”于一體的太行旅游模式也會一步步變成現實。

　　“321模式”很好地解決了農村社會治理力量不足、農村工作統籌不夠、群眾參與度不高以及基層自治水平不高的問題。

　　漢陰縣委書記周永鑫說：“該模式在基層治理中，既增強了干部做好群眾工作的宗旨意識、勤政意識和服務意識，同時也激發了群眾自治意識，干群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等方面形成了同振共鳴，全縣營造出了謀發展、奔致富、促和諧的良好氛圍。”

　　記者手記

　　氣理順了干勁足了

　　肖力偉

　　在陜西省漢陰縣采訪，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這里的山更清、水更綠，連空氣都是清新的。特別是村民們臉上那幸福的笑容，深深地感染著我，撥動著我的心弦。

　　雖然這是一個大山深處的深度貧困縣，但這里蕩漾著的笑容卻是真實的，一如我手中緊握著的筆。那是因為他們真實地感受到黨的關懷和溫暖，看到了光明的未來。由此，他們的氣理順了、心安定了、干勁足了，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更堅定了。

　　我們黨之所以能從小變大，由弱到強，能夠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國，靠的就是密切聯系群眾。現如今，這種優良傳統在漢陰的“321鄉村治理模式”中得到更充分的發揚光大，黨和群眾的關系更加血肉相連、魚水情深。

　　城關鎮中壩村支部書記張代權做房地產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早已掙得萬貫家財，為何還要回到村里，挑起帶領全村脫貧奔小康的重擔？用他的話來說，是黨的好政策才有了今天的富裕生活，吃水不忘挖井人。作為黨員，要讓全村的人享受到黨的溫暖，生活像芝麻開花節節高。那些在更基層的二三級網格長的中心戶長們，大都也是先步入小康的人群，他們在乎的決不是每年的300元補貼和一些精神表彰，而是他們抱有和張代權書記一樣的胸襟和覺悟。

　　在脫貧攻堅的決戰時期，我國廣袤的農村呼喚千千萬萬個張代權這樣的帶頭人。我們更希望，漢陰縣探索的這種“321鄉村治理模式”能給更多的村子以借鑒，綻放出更為奪目的光焰。